（笔者注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费孝通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江村经济》－－那是一本关于怎么学习英语的书，专门写给中学生看的那一种。说实在的，那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它的序言却依稀有些印象，是说，作者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干校，无书可看，只能翻阅一本英语大词典，遂有些心得，写此一书...
后来，大学时期，去湖南旅游，漂流猛洞河，船家说，这个河，最先是费孝通最先漂出名来的，他还有题辞曰"天下第一漂"...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关于费孝通最直接的印象，觉得，他老人家，可真是矍铄啊！
后来，读书，读到《江村经济》，读历史，读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2005年4月24日，费老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
1939年，29岁的青年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查，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学界轰动，费孝通却以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并不想就村论村，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然后，他经历了抗战、内战。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直到1981年10月，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县老家，他已经二十四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
再次回到吴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那时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 这次，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如今，费先生辞世之日，24年过去了，时光又流转了两个轮回，我们回头去看时，会发现，三次吴县考察，正折射出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近一个世纪休戚与共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比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65年以后，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已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其影响，形诸于生活领域，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
费孝通先生又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学术界，关于中国、关于农村、关于小城镇的发展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在费孝通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真诚和勇气。费先生出生于1910年，和那一年出生的传统知识分子钱钟书、艾青、曹寓等一样，他们具有共同的优良品质：推己及人、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已为人、不求人知...他们从修身养性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今日之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一些美德。学者卢可思就说：“孝通无疑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非常出色、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无论是研究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还是研究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费孝通都是极佳的标本。”
费孝通一生为学术、为事业、为富国富民而工作，写下了近500万字的著作和文章，可谓著作等身，其学术方面的成就，虽是后辈难以企及，但如果假以时日的话，我们仍旧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费先生的水平，但其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知识分子精神，却未必是时间所能弥补，正如费先生所说：“我的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可他又说：“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郑辟疆）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
费老已去，其生前隐忧更应警醒后人。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35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