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海光:感性、破坏性......

信海光的网志

2005年08月


南宫兄把游戏玩到我这里了,说一定要写五个怪癖。可我真不知道写什么,癖好是有的,怪癖则不好说,得好好想想,在没想好之前,先随便说说吧,扯哪里算哪里。

第一个怪癖是:没有很多象我这种人应该有的癖好。比如,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饮茶,也不爱喝咖啡,倒不是说本人清净无为---欲望多多呢,但确实是没这些习惯,不是因为禁欲,也不是为健康,就是没养成这些习惯。

第二个怪癖:大清早写稿。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被稿件任务压头的情况了,早年,做记者那会儿,我习惯于把大稿子压到早晨起来写,定上表,五点钟就起床,开始写,然后交稿。后来琢磨这习惯,发现,之所以早上写,是因为晚上没法写啊,有了互联网,晚上正是黄金时间,东看看,西看看,男聊聊,女聊聊,根本干不了活,到想写的时候,已经困了,干脆早起解决。

第三个怪癖:如果读书也算的话,就是读书吧,没什么好说的,我是这几年刚刚晓得读书的好处,时时痛悔当年虚掷了许多光阴。

第四:搓麻。我喜欢这玩意,相对于象棋、围棋之类,我尤其喜欢这玩意儿。为这,把许多读书的时间都用掉了。象、围之类,讲究实力,少年时候常借之与人角力,赢则踌躇满志,败则垂头丧气。奔三之后,尤喜麻雀,讲究运气啊,讲究涵养啊,讲究体力啊,与人生何其相似,这时候,你会发现,把握输赢的,实力3成而已,运气占6成,另外一成,是考究你的情商,还有说不好占多少的,是你的体力,与三方鏖战啊,多少个小时啊。把握运气的转换,是我研究的重点。

第五个:好为人师。喜欢教导感觉可教的年轻人,传授一些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想是当一个老师,高中那种,这是个长久的理想。】

游戏规则说是还要找五个人来接龙,我开个名单,希望他们主动来接:

家宝同志有时间的话可以算一个;

何洁小姐

金庸先生

李宇春小姐

以及她的玉米,我的兄弟曾九九先生。




今天一道单位,发现桌头摆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就发现了上面那个广告页:想买“偷拍机”,给我打手机。背面也有一句:知识英雄,随易偷拍。

给老K打电话,老K说这个事情大概知道,是因为刘韧承人家情,拍了广告,但也没想到会被这么运用。附图如下。

 





    摘要:对于无数国内媒体来说,据我所知,到目前,大部分在管理方面堪称混乱,尤其是在内容部门的人员管理方面--相比之下,广告与发行部门倒好计较,毕竟此两部门业绩较好界定,广告额与发行量一目了然。比较糊涂的是内容部门,说确切点,是媒体的编辑部门的中间一层---因为具体到编辑记者层面,在摸索这么多年以后,已经有了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考核访案,而且,记者是新闻民工,编辑是做版工人,也是能够计件考核的。但中层方面就比较麻烦,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考核媒体的中间层。我当然指的是媒体的那些所谓的部门主任、主编、责编之类。现在哪个报社或者杂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层考核机制?平媒这玩意儿跟一般企业大有不同,它当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单位,但对于其中层管理者来说,却不能以生产的数量或者销售的数量进行考核,它的版面有限,这当然限定它的生产数量为一个固定的数额,它的销售却掌握在发行方面,数字甚至对其生产者来说都是保密的,这当然更不能作为考核的依据。其结果是,导致大多数媒体企业对于中级管理莫衷一是,一片混乱。    (全文共937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夏不积水,冬不积雪,既能涵养水份,缓解热岛效应,也能减少排水压力,透水性、保水性、抗压强度、耐磨性及抗冻性都优于传统建材的透水砖在金融街遭遇了拦路虎,其原因在于产权:在金融街更换透水砖需要投资数十万以上,这笔资金需要产权单位负担一半,可能有困难。这导致,在“‘金融街’何时能换透水砖还是未知数”。
说实在的,这样的困难可以理解,占在“大我”的角度讲,维护环境,确是人人有责,但占在“小我”的角度讲,面对一大笔额外的资金支出,谁都难免会皱眉头。我们相信,只要是涉及产权问题、投入问题,在推广透水砖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还将遇到很多。
但是,好东西的推广不能因为困难而停顿下来。根据记者调查可知,整个北京,到目前为止,透水砖的铺设量也就仅仅60000平方米,20个金融街而已,在整个北京市区,即使绕过金融街之类的产权障碍,也仍有大量的工作可作--我们认为甚至应是主要工作。相关部门如果能够先将那些大量的,没有产权障碍的公共区域改为透水地面的话,不但加快了节水型城市的建设,积累了经验,而且还能为更多的金融街的产权单位做好示范工作:整个世界都透水了,您还好自个儿意思扛着?在德国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透水计划(把80%的城市面积改建成透水地面)中,首先实施的就是公共区域,比如: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郊区道路和郊游步行路、公共广场等。
透水砖是个好东西,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就开始了透气透水路面研究,直到今天,北京才铺设了60000平米的透水砖,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这好东西的普及速度确实有点慢,再综合前面提到金融街难题,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透水砖的普及在北京来说,虽不是大事,但也是件颇为复杂的工程,相关部门在行政中,除了积极倡议、出台政策之外,亦应多方调研,综合考虑,慎重对待。比如,人行道、停车场和居民区都要透水化,但这三种地面功能又各不相同,有的要兼顾行路,有的要透水好,有的可能要植草,有的要美观,地面改造目的虽无二致,实施起来却大有不同,必须规划在前。
总结之前城市建设的一些教训,我们还应注意,透水砖的普及虽然对北京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要无限制的大干快上,要规划在前,就意味着相关部门需要准确掌握我们城市中适宜铺设透水砖的地面总量,既要保证铺装的效率,又不浪费。
显然,政府在这项工作中是当之无愧的主导,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市场的推动力量。在很多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比单纯行政的力量更强大,试想,如果各产权单位都能认识并从市场得到即节水又美观又实用又经济的透水砖,他们怎么会弃而不用呢?近年来,在居民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普及了不少新鲜事物,比如IC电表、售电卡、售水卡、售气卡等,我们希望透水砖也能象这些一样普及到市民生活当中去--当然,这种普及必须是阳光的,没有内部交易的,拒绝小集团利益的。
对于缺水的北京来说,留住雨水、广泛铺装透水砖已是当务之急,每一个热爱北京的市民都希望身边的透水砖能够慢慢多起来,对为此奔忙的几个政府部门(比如水务局、园林局、林业局)来说,我们的期望其实很简单:政府示范,群众配合,市场推动,综合规划,阳光操作,拒绝浪费!

老小区铺透水砖可申请补助

 




今晚看了期待已经的世界大战,撼!震撼!非常棒!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本来准备写一篇一万字的影评,鉴于每一段都可能泄漏剧情,忍痛忍了。

编剧编的不好,高潮一叠一叠,最后老斯自己都接不下去了,该抖包袱的时候抖一出一个大窟窿,与之相类似的是烂片《天地英雄》。




破解"新京商"群体特征 

按历老师的说法,咱IT界成功商人天然都是新京商的基础成分。

浙江有浙商,山西有晋商,安徽有徽商,上海有沪商,现在,在鼎鼎大名的历以宁“历股份”的力推之下,京派商人也开始以群体的形象出现了,名曰:新京商。
中国人自古就有以地域为商人们划分群体的习惯,比如徽商,比如晋商,可他们的区别却又不仅仅是在籍贯地域方面,晋商出自山西,但民国以前的人们想起晋商来却绝不仅仅是山西这个地方,更多的还是潜附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特点:勤奋、诚信、节俭、善于理财等,徽商亦是如此。说简单些,晋商也好,徽商也好,其实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各地商人多年苦心经营的珍贵品牌,“晋商”、“徽商”这些金字招牌为他们带来荣誉感、带来客户、维系业缘,同时,在这些字头的激励下,他们恪守信条、自制自励,形成良性循环,以至这些“晋商”、“徽商”们家业日大,繁荣几达数百年,至今余威犹存。
话又回到新京商,按上述因素分析,在北京,我们会发现,除了存在这么一些有共同特征的企业家之外,实际上并不能找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京商群体。被历教授描述的那些人,他们的成功可能确实具备共同的特征(比如靠高科技创业)、每个人都着共同的特点(比如都有知识背景),但他们仅仅是被归类而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域商人相比,他们尚不构成群体品牌,也没有维系这个群体品牌的自发愿望。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历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可萌芽也有萌芽的价值。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已逐渐成形,但仅仅是规模渐成气候,而底蕴仍显不足。那些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屡现、贪婪CEO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正应此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新北京期待新京商,期待新京商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名片。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对于新时代的北京商人来说,新京商应该集是荣誉,又是约束,更是一个好品牌。新京商的来源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的财富见得阳光,只要他们的优点可以凝成文化并传承,缺点可以相互抵消且摈弃,只要是涵盖他们的“新京商”这个词儿被里里外外叫起来的时候能引起正面的联想,能为这个城市争光,就足够了!
 





“在北京见到的浪费令我吃惊!”在上周末举行的第二场“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北京如何建设成为一个节约型城市”上,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卞惠真说,在韩国的超市里用的塑料袋是需要付钱的,不少人因此而自备篮筐,在北京,有一次她看到服务员竟然给了顾客5个塑料袋,全部是免费的。
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卞惠真同学的提议并不太新鲜,因为,早在卞惠真同学提出之前,包括北京市在内,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在尝试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市民节约,比如,油价的涨落,峰谷电价、阶梯水价的推行,但卞同学关于对塑料袋收费的建议又与前述几者不同,从本质上讲,无论峰谷电价也好,还是油价涨落也好,都是在供需关系紧张情况下所不得不推行的、略带无奈的措施。以电价举例,它与其它能源一样,为生活所必须,需求弹性(可替代性)较差,即使推行峰谷电价,在电价最高的时段,必须用电者还是一定要用电,节约余地实际不大--甚至还可能要以牺牲使用者短期利益为代价。对塑料袋收费则不同,对于中国人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塑料袋大浪费来说,其社会收益将表现为实实在在的正的节约。
有的市民可能会疑问:免费塑料袋变收费,是不是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这其实是多虑了,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塑料袋虽然在表面上是免费的,但在经营者那里,实际上已经在其售卖的商品上把成本找回来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免费的塑料袋并不真的免费;有的商家可能会问:如果我提供的免费塑料袋收费,而别家却免费,岂不是在竞争上就落后了?这个疑问有道理,但其实也是多虑了,因为,站在消费者角度,在比较商家的时候,与诸多更实质的服务差异相比,提供塑料袋与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试想,你会因为提供免费牙刷与否选择酒店吗?
免费产品的产生与增多,是时代、文明、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它确确实实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不能忽略的是,从免费塑料袋到免费餐巾纸到免费饭菜,我们还不能即做到免费,又做到“免浪费”。从经济学角度讲,免费的产品无论如何无法与交易的商品取得同样的社会效率,当我们资源丰盈、国家富裕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以牺牲一部分效益的代价推行无指向免费产品,但此时此刻,当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当前主旋律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免费的习惯呢?
由收费入免费易,由免费入收费难,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商家来说,改免费为收费虽然肯定会遭遇阵痛,但却不是绝不可行的。说到底,从免费到免浪费,消费者们需要改变的实质是个习惯问题--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在韩国的超市里,塑料袋不就是付费的吗?在欧美的酒店里,不就没有免费的牙刷牙膏吗?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引导并出台相关法规或行业规定。目前,北京市民浪费在塑料袋、餐巾纸等免费产品上的金钱岂止以亿元计,我们相信,一旦市民都有意识地克服“不用白不用”心态,习惯于付费、习惯于节约,这些钱就能更多地花在“刀刃”上。

 




高中生李倩男对于什刹海地区的长期调查,在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学校素质教育的成功及新一代青少年独立意识的增强,但分析深层次原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惊喜的苗头:李倩男及她所代表的一代青少年的社区意识正在逐渐加强。


  社区意识即居民对所在社区各项事务的参与意识,对自己所属社区所应有的认同感、归属感。追及历史,新中国建立之后的30多年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我国实行的是一套广义的“地区管理”,国家行政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这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支配地位又总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单位来实现的。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单位人”现象。“单位人”对于自己所属的单位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与安全感。与之相反的是,对于自己的居住地则始终无法形成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意识。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单位人已不是社会构成主体,居民社区生活却刚刚开始。囿于传统意识,社区居民对社区各项事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社区建设、社区事务,人们表现得还普遍冷漠,这个时候,李倩男的所作所为可谓走在了成人们的前面。

  什刹海就是我的家,所以我要关心它。李倩男对什刹海酒吧进行的长期调查与关注,从本质上讲,体现了这一代青少年比之于前代人的进步之处。李倩男的社区意识,说直白了,就是对于身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自主意识以及主人翁精神,说大了,就是民主意识,公民意识,这些,都是在很多当代成年人身上难以找到,或者已经丧失掉的优秀品质。李倩男们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使我们意识到,除了上网、玩游戏、无厘头等受争议的特点之外,这一代人所生的年代、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都与我们大大不同,他们比我们优秀,他们早晚会超过我们并且接管我们的一切。正如历史学家臧嵘所评价:“他们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是最健全的,他们具备一定的参政能力,开放和宽松的民主环境,加上自由的言论环境,都让新一代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如果21世纪中华民族要崛起于世界之巅的话,参与国家竞争的主力必定是李倩男及其同代人。从这个层面讲,作为成年人,应该对李倩男的社区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大加鼓励,积极引导,听取他们的声音,研究他们的建议,使他们不但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社区利益,更懂得通过积极方法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李倩男一例中,如果什刹海地区的相关管理机关、地区政协等机构能够积极主动地对之支持帮助,与之交流互动,或许能获得不菲的成果。

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们身上

 




《万物简史》终于读到了最后一部。

事实求是地说,《后天》是我近两年来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连续在电影院里看了几遍,不是因为它的情节,而是它的题材与画面所呈现给我的无穷想象及对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兴奋,在我们这个星球数十亿年的历史中,曾幻化无数巨大变动,以至于被后世学者区分了N多个地址年代,这些年代动辄以百万年计,最短的也比人类的文明史要长,最长的有数亿年,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经历那些惊天动地的变化的概率简直微小到可以忽略不及计---在《后天》里,我们就遇到了人类进入新的冰河期的,那一天。

根据电影描述,那纯粹是人类的咎由自取:人类肆意消耗自然资源以创造文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增,温室效应导致气温上升,北极冰盖大量融化,导致大西洋海域海水盐分(密度)降低,墨西哥暖流改向,北半球气温骤降,降雪大幅增多而不溶,导致大量阳光被反射回天空,气温益发降低,如此循环,地球进入新的冰河时代。

这种逻辑似乎成立,但是,仔细想想,你就知道,这和任何自信人定胜天的想法一样,只不过是从反面高估了人类的能力而已。难道人类,我指的是目下的人类,真的能改变气候?

即使没有人力的作用,人类文明所处的大时期也肯定会在温暖与严寒之间摇摆不定。从19世纪开始,地球的气候才开始慢慢变暖,而在此前的200年时间里,欧洲和北美洲刚刚经历了一个小的冰河时代,那时候,人们每年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举办冰雪节,或者在荷兰的运河上举办溜冰比赛。然后,还没有二氧化碳的过渡排放的时候,地球就开始慢慢变暖了。实际上,从200年前的更往前的数千年时间里,地球一直在慢慢变暖(当然是与之前的冰河时期相比),我们正处在被称为间冰期的一段气候相对暖和的时期,好像是人类一场幸运,我们赶上了所有的好天气,整个人类文明史都发生在这段好天气时期,上几次间冰期只持续了8000年,而我们这一次已过去了1万年。这一切,我指被我们视为寻常的这所有气候现象,比如南北极有冰盖,世界上许多地方会下雪,对于我们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地球以往的历史中却极为罕见。直到离现在相当近的一段时期前(几十万年?)地球表明温度都还比较高。

我们现在所处的冰河时代开始于4000万年前,在过去的250万年,我们已经经过了17个严酷的冰河期,从目前的海洋和大陆目前的分布情况看,我们似乎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冰河时代,根据约翰-麦克菲的观点,还要有500万年。

说这些废话,我想说明的是,在这个星球漫长的历史上,大的气候变动不计其数,在变暖的时期,地球上会有现在人类所不可思议的瓢泼大雨,飓风,摩天大楼般高的巨浪,在变冷的时期,陆地全部被冰川覆盖,而且海洋也被完全冻结,只靠来自地球核心的热量才使得液态的水在一公里厚的冰层下存在,为古老的原核生物和原生生物保留了一片生存的空间。从太空看,地球就彷佛冰冷的冥王星一样---这些巨变,跟人类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类是如此渺小,以为,凭借小小几度的气候变化就能改变地球,可笑!

面对星球,人类如此苍白无力,以科学观察地质史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甚至不知道未来的年代是一个严寒气候还是一个酷热气候,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我们只能等待,善待自己,祈求上苍。

面对气候,人类无需选择,人类也别无选择,从本质上讲,21世纪的人类面对温室效应之类的气候现象所做的巨大努力,如果说有些许意义的话,也是体现在,人要向上帝宣示,做为高等生物,是有坚强的意志力的,至于上帝会不会因此发笑,只有上帝知道。

从地球到雪球

                                                                        从地球到雪球



紧张进行了3个多月的公交地名规范调整工作,在重新确定了1660个站名之后,又遇到了难题:北京市公交站名中的35个坟字,到底改还是不改?调查中,有些市民建议保留这些具有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站名,但是也有些市民建议取消这些“坟”字,认为它是不美的站名。公交公司拿不定主意,决定把它和其它8大难点一起再次向社会公布,征询市民意见。
市公交公司尊重民意,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仅仅因为一个站名里的坟字即考虑弃而不用,求助民众,我们觉得,这已经偏离了公交公司当初修改站名的初衷---最初,公交公司调整站名的初衷是因为原车站名称多有标识混乱,南辕北辙者,将之调整是为了方便市民,但对于“坟”字的探讨,则已经脱离了这一目的,有讨好,炒作之嫌。
为了方便群众起见,公交站名是基于地名而起,如果地名中有“坟”字--且不说它雅是不雅--单单改了车站名又有何用,乘客该到公主坟的不还是到公主坟?地名不改而车站名改,反而更容易造成群众的识别困难,为群众制造了新的麻烦。此次公交站名调整,之所有这么大的工作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初站名设置的时候比较随意,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更改站名,更应谨慎小心。
公交站名的更改与地名的更改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甚至有专门的法规(《地名管理条例》)加以规范、管理,但是,两者又有大量共通之处,公交站名是建立在地名基础之上,长期使用的公交站名又有助于地名的保持与传播,有的公交站名甚至可能会取代原地名成为合法的行政地名。在有关于“坟”字的站名争议中,公交公司应该注意到,建国数十年以来,北京市民政部门并未因为“坟”字“不美”而更改任何相关地名,人家肯定是有道理的。地名或站名的更改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事,相关部门尤其应该秉持慎重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北京的地名不是没有因为“不美”的原因而更改的:在解放初期就有这种先例,比如,当时北京居民对一些确实不雅的地名提出更改的意见,如珠市口煤市街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等。
地名,代表一个具体地方,蕴涵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历史,记述着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故事,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公交车站名亦是如此。比如带有“坟”字的最著名的公主坟,背后就隐藏着美丽的民间传说,当年女作家琼瑶路经改地,甚至诱发灵感,拍成风靡华人圈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我们相信,多数路经公主坟站的乘客不会因为公主坟联想到任何不美好的事物。数不清的群众是因为公主坟这一站才知道、记住公主坟一地,公交公司以公主坟作站名实际上是起到了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今天怎能不继反废呢?
反观此次公交集团公布的求助于市民的9大难点,其实大部分是由于公交集团搞不清楚一些车站所在的具体位置名称以至难以命名,要解决这些问题,怎能依赖于我等平常小民,难道群众的七嘴八舌能解决问题?其责在当地管理地名规划的民政部门方面。毕竟,公交站名是建立在地名的基础上,而地名的认定自有专门机构。在这次公交地名规范调整工作中,我们建议,市公交公司在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更应该充分征询当地地名管理机构及相关专家的意见,上传下达,彼此补充,以形成合力,对不合理、不清晰、不美雅的地名统一进行修正、考证、调整。如此一来,难题何愁不解(如果真的有难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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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庞将去国,拉老贾饯行,老王从云南搭机赶回参加,遇雨晚点,缘悭一聚,憾甚。

又一个雨夜

淋漓 簋街 迷离

又一个雨夜

淋漓 簋街 迷离

又一个雨夜

淋漓 簋街 迷离

送别

忽然,伤感

把酒虽欢

不及少时意气

此聚曾无数

黯然销魂者

此起多多




据说,近日在互联网业界传得沸沸洋洋的雅虎-阿里巴巴购并案将在24小时宣布最终版本,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雅虎将其在华所有业务尽数转让阿里巴巴,再加10亿美元投资,置换阿里巴巴三分之一股权。

这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参加交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所得:阿里巴巴的投资方及经营者们从1999年3月10日创业开始,历6年有余,经4次融资,累计投入1.12亿美元,通过与雅虎的这次交易,最终他们将得到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或股份;而杨致远的雅虎,通过掌控阿里巴巴这只肥羊,不但得到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而且还获得了大举进军国内互联网市场的顺畅通道;至于马云,除了通过购并兑现大笔现金之外,很可能借此完成从羊到狼的转变,将继续执掌囊括雅虎中国之后的新阿里巴巴---对新阿里巴巴来说,至少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比马云更合适的领导者。
这桩即将成真的大购并为正在大受华尔街资本追捧的中国概念又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华彩,仅仅在上个周末,被纳市投资者称为“chinaese google”的中国搜索公司百度在美上市,创下奇迹,再上溯半个月,美国企业界偶像级公司google宣布正式进军中国,还挖走了大受中国青年人追捧的李开复博士...这一切迹象似乎在暗示着一句话:中国概念又要火了!
不错,中国概念又火了,但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2005年的中国概念与1999、2000年的中国概念所受追捧大有不同。1999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仅890万人而已,高速增长之下的2000年底,网民总量也不过2000万,彼时,前面提到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初创,新浪、搜狐、网易鼎足之势初成,马云、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所谓互联网英雄虽然引得大量公众眼球,但在他们背后的还都是一些中小风险投资,投资额充其量不过千万美元而已,即使有一些巨头到来,也均是浅尝辄止,试探运营而已。再看今日,2005年的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亿以上,庞大市场之下,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除AOL之外,系数到场,深度介入:最大的搜索公司google,最大的即时通讯公司微软(MSN),最大的B2C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最大的C2C电子商务网站ebay...如果雅虎收购阿里巴巴成功的话,中国的互联网业者们如果举目四望,会发现,我们曾经风光一时的电子商务公司们已几乎全部沦陷于外资之手。
这不是战术问题,而是个战略问题。2000年,巨头们之所以不来,是因为他们嫌中国互联网业的水还不够深,吃不住他们这样的航空母舰;2005年,1亿网民的中国,已到蜜桃成熟时,雅虎们要来抢摘桃子了!它们动辄十亿美元级别的投入,即使对拥有最强核心竞争力的新浪等内容供应商来说,也属庞然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政策方面的限制,互联网内容供应这块最后的处女地亦将不保。
在中国,跨国巨头进入所造成的威胁是个普遍的长期的问题,不仅仅是互联网业所独有,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业其实是最有实力与跨国巨头抗衡的经济领域之一,中国的网络公司无论是在技术、意识、人才还是国际化和市场上都与跨国巨头差距不大,即使在差距最大的资金方面,也在长期的融资过程中与对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们相信,本土互联网公司在接下来与跨国巨头的新一轮抗衡中,将为所有中国企业提供宝贵的经验或者教训。
我无意排斥外资,但仅仅在企业竞争层面,跨国公司对中国互联网业的介入过程也应该给本土企业家以如下提醒:狼,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它们不来,是因为羊还不够肥。与中国互联网业面临同样境况的还有中国的传媒产业、能源产业、金融业等等,以传媒业为例,在本土,投资1亿人民币办一份报纸已属大手笔,足以搅动业内竞争态势,可一旦市场成熟,跨国巨头进入,动辄10亿级别的资金投入的话,将如何应对?所以,居安思危应是长策,在本土羊们变肥变大的过程中,且且不能忘记--一定要变强!
再回头说说互联网,跨国巨头的大力介入虽然对即有利益方造成威胁,但对于正在创业或者成长过程中的本土业者却是利好消息,没有人跟钱过不去,他们将更容易的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将公司卖出套现。在2005年的世界互联网版图上,基于用户自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web2.0技术正在吞噬着传统门户网站的阵地,但究竟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首先取得商业的成功尚属未知--这个成功很可能决定谁将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公司的制高点,我们希望,凭借新一轮对中国概念追捧的助力,本土互联网业者能够在此一机遇中拔得头筹!

互联网就要进入新的时代了(或者已经进入),看着身边一个个崛起的新贵,和鱼贯而闯进的庞然大物们,我不知道三大门户的坚守者们会怎么想?charles会怎么想,继续琢磨自己的网站矩阵美女搜狗?汪延陈彤会怎么想,还是一门心思的狠抓新闻与影响力营造沼泽地?丁丁会怎么想,仍旧权衡游戏内容与短信?抑或是,瞠目结舌,无为而立?

巨头的进入将使中国的互联网进入角蛮力的阶段,它们将剥夺掉人们的许多想象力,失去想象力,互联网还有什么吸引力?

 




坊间盛传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按新浪科技从所谓权威人士处证实的消息是:阿里巴巴将以35%的股份兑换雅虎中国的核心业务,折价10亿美元,中间并不涉及现金交易。这件事,来得即突然,又令人大惑不解,现在看来,越来越象真的了。
不妨拿来当真事儿说说。
从大的方面说,雅虎中国与阿里巴巴的购并可分两种实质可能:一是阿里巴巴通过购并吞并雅虎中国,雅虎退出在中国地区开展的内容业务;二是倒过来,雅虎通过购并控制阿里巴巴,扩大其在中国地区的业务。
从逻辑及事实上分析,我倾向于后者---在百度创造纳市奇迹,中国概念正吃香时,雅虎怎么会不进反退?如果文首提到的消息属实的话,更是如此:阿里巴巴以35%的股份兑换雅虎中国的核心业务给雅虎中国的投资者(雅虎),也就是说,雅虎成了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而雅虎中国又是阿里巴巴的子公司,这样的实质结果是:雅虎不但控制了阿里巴巴,而且,依旧通过阿里巴巴控制着雅虎中国,只不过此时的雅虎中国已经从雅虎的子公司,变成了孙子公司而已。
在新成立的阿里巴巴公司里,包括雅虎中国、阿里巴巴以及淘宝网三大业务,由雅虎中国折价10亿美元占全公司35%股份可以推算出,在交易中,整个公司被估价为28.57亿美元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雅虎的35%股份能不能保证掌控新阿里巴巴。
由于阿里巴巴属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并未对外界公示(马云甚至说不知道自己的股份是多少),我们只能通过已知公开信息进行猜测。
1999年3月10日马云在杭州开始创业,当年10月,美国投资公司高盛牵头的国际财团向阿里巴巴注资500万美元,2000年1月,软银又向阿里巴巴注资2000万美元。2002年2月,网络泡沫破裂,马云又完成第三轮融资,吸引日本亚洲投资公司注资500万美元,2004年初,阿里巴巴四家老投资人软银、富达基金、Granite Global Ventures和TDF,以及新投资人硅谷投资基金Granite等五家风投又投入8200万美元给阿里巴巴。
关于马云的股份,在可查的资料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马云在电视访谈(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财富人生》栏目)中本人的说法,按此种说法,在拿到软银的2000万美元投资之后,他本人在阿里巴巴的股份占到10%左右;另一种说法出自2004年3月份的一期《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中,文章引用所谓某业内人士的话称:马云的“创业团队占47%左右的股份,软银接近30%股份,富达约18.8%,其他几家股东合计约15%,鉴于马云在团队中约占40%股份,其个人现在拥有阿里巴巴的股份应在18%左右”。
比较这两种说法以及实际融资情况,我更愿意相信马云亲口说出的数字:10%,因为如果在2004年融资8200万美元之时马云及其团队仍旧占47%的话,你无法想象他在前三次融资中怎么能够以那么小的股权代价完成交易。如果马云第二次融资后只占10%股份的话,在第四次融资后,在总投资额几乎翻了三番的情况下,即使考虑到阿里巴巴的溢价因素,马云在阿里巴巴所拥有的股份也不应该超过5%。如果雅虎中国这次再作价10亿美元进入的话,马云的股份更被稀释,即使再加上其团队拥有的股份(马云在团队中约占40%股份)的话,按照常理,也不会超过10%的发言权,这就是马云在新阿里巴巴的地位与影响。被广为流传和引用的,所谓至今为止马云及其团队仍是阿里巴巴最大股东的看法,恐属误会。
比较吊诡的是软银在这宗购并案中的影响。我们目前无法知道软银在阿里巴巴所占的股权比例,但即使是参考前文提到的对马云有利的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版)的话,软银也至少有接近30%的股份(据说,软银在2000年第二次投资之时已经占了20%股份),如果马云的股份远小于17%的话,软银的股份则不止30%。在雅虎中国并入之后的新阿里巴巴中,即使股份不可可避免的被稀释后,软银仍将有实力与雅虎抗衡。而从之前马云在融资中一再把出让的控股权控制在30%的原则看(据说在阿里巴巴过30%即达相对控股),允许雅虎控股新阿里巴巴的35%,不谛于承认企业控股权的易手。
在这场“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游戏中,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购并是雅虎与软银的一场合谋,因为软银本身就和雅虎有扯不清的干系,阿里巴巴的股东软银同时是雅虎的重要股东之一,并全盘掌控着在日本本土上市的日本雅虎(软银占42%),而雅虎在日本雅虎中又有股份。在这种多重合作关系中,雅虎的杨致远与软银的孙正义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按最保守的说法,马云及其团队在之前的阿里巴巴还占有相对控股地位的话,在新的阿里巴巴中,雅虎和软银也将把握了绝大部分的发言权,他们将共同决定新阿里巴巴的命运,同时也掌控着雅虎中国的命运,至于到底是杨致远帮助孙正义得到了雅虎中国,还是孙正义帮杨致远得到了阿里巴巴,则需继续观察。如果要继续猜测的话,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即使杨致远不合逻辑的选择此时退出中国市场,要出手雅虎中国的话,也没必要费此曲折。而在后者中,他即掌控了阿里巴巴,又没丢雅虎中国,玩了绝妙的一出归去来兮的把戏。

 




麦莎是一场台风,它从浙江由海而入,一路杀奔北方,饥渴的北京,和他的人民,以及同样饥渴的媒体们,无比期待着它的到来---据说,这是十年来首次有台风光临北京这个无雨之城,这可是台风啊!大量的降水,特大暴雨!特大暴雨!我们无比兴奋,期待暴风雨袭来的日子。

《暴雨,十年最大》,在反复询问了气象台的专家们---我猜,他们在以举手表决这种慎重的会商形式才给出肯定的答复---之后,某报头版编辑做出了这个次日刊出的头条标题(另几家报纸标题类似,都是北京今日将降特大暴雨之类)。然后,一帮炒新闻的人,开始作业。

你,去红领巾桥守着,带上摄影,那地儿爱积水,看能陷进多少车去,盯着市政排水的人几点来...

你,去4号路口,那里没盖的井道多,看有群众摔脚的没,要注意骑自行车的人,注意抓瞬间..

你,盯着气象会商室那帮人,要随时报告最新消息,你去危房改造区,四万多人等着迁移呢,闹着玩啊?

你,开车去河北,跟着台风走,随时报告进程,风速不才30公里吗?什么,法晚已经派人去了---那更不能落后啊!快,快去...

你,去北京站,各地下道路口,看无家可归的乞丐们往哪来躲,注意表现人性关怀...

各就各位,万事具备,只等明早五点钟的麦莎大架光临。

(“台风‘麦莎’在向北京逼近,将在夜间到达京城。”8月7日,在“应对9号台风迎汛工作会”上,市气象台台长郭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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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漫长,我几次醒来,拉开窗帘,观望可爱的麦莎---真的渴望这个特大暴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麦莎没来,又失望,沉沉睡去。

8月8日,十点钟,走出家门,阳光灿烂,麦莎麦莎,它在哪里?拿起报纸,记者已经等不及了,上面赫然写道:台风“麦莎”昨夜抵京,北京开始降下10年来最大暴雨...,靠,麦莎,和郭虎,他们真不给记者面子。

12点,麦莎还没到,《法制晚报》报道,麦莎晚点,但,今天午后开始降雨!

午后,麦莎还没到,《北京晚报》又报道,麦莎受阻,暴雨迟到,(有预测说是傍晚会有降雨)但最迟20时前应该会有降雨!

20点了,麦莎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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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麦莎被我们首都的子弟兵气团阻挡在了廊坊附近(当年义和团拿下八国联据的所在),相持之后,麦莎气力耗尽,落下几滴眼泪,撤走了...

下图,下下图:麦莎没来,新闻照做。

 

参考:

北京今日将降特大暴雨 京郊4万人待命转移

北京备战十年最大暴雨 百万防汛大军待命

台风麦莎逼近北京受阻 傍晚可能出现暴雨

北京不受台风麦莎正面影响 大雨推迟到明天

 





    摘要:百度,收藏    (全文共3857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跨国娱乐巨头索尼最近颇多不顺,7月末,刚刚支付1000万美元,就旗下索尼贝塔斯曼(Sony BMG)唱片公司向广播电台行贿以换取唱片宣传机会一案与美国地方检察机构达成和解,8月初,其旗下另一家公司--美国索尼娱乐影视公司又因为常年来靠贿赂观众伪造电影评论,被判罚款150万美元。据悉,在之前,凡是观看《颠峰极限》(Vertical Limit)、《骑士风云录》(A Knight's Tale) 、《兽性大发》(The Animal)、《透明人》(Hollow Man)、以及《决战时刻》(The Patriot)的观众,只要为影片美言几句,就可以得到5美元的门票返还,这些影片都是索尼娱乐影视公司制作的。索尼公司除了通过返还现金贿赂观众以外,还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影评人为自己的影片大发溢美之词,这个名叫大卫·曼宁的记者自称来自雷吉菲尔得日报,他在电影评论网站上说索尼某部影片的主演是今年最棒的演员,他还评论《兽性大发》说:“这部影片的制作队伍太成功了。”然而根据调查发现,雷吉菲尔得日报完全没有一个叫做大卫·曼宁的影评人。大卫·曼宁永远在说假话。
作为一名中国的影迷,看到这消息不禁哑然失笑:这索尼也太背了,这美国法院也较真了。如果这事儿搁在中国,我们有些娱乐制作单位还不得给罚死?
什么金钱打榜、什么伪造影评,在中国娱乐界混迹的人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潜规则,是做得说不得的地下铁律。这跟咱中国股市的跟庄、坐庄等操作一个样儿,在国外,坐庄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是违规甚至是犯罪,但在中国,却是上到媒体下到股民津津乐道的公开技能。
这两年我们经历过多少心理过山车(那种从如云般高的期待到恶骂如潮的失望过程)?长期支持与热衷国产大片的中国影迷们恐怕心知肚明。从《英雄》到《十面埋伏》到《七剑》等等,哪部片子在放映之初不是被捧得高上云霄,何曾见一丝批驳?对于中国的炒作高手来说,索尼娱乐实在是笨得要命,居然还去伪造一个影评人来大发溢美之词,以至授人以柄,在中国,只要工作做到,自然有铁杆们拔笔相助,你要20分钟掌声有20分钟掌声,你要外国影迷的热泪有外国影迷的热泪。甚至,这已经不单单是某某记者或影评人的问题,一些很好的媒体都已经放弃了立场:比如,笔者很喜欢的X电影杂志,近年来以自身的影响力为国产商业巨作推波助澜,超大篇幅报道,可惜,全是谀词!其影评及报道与放映后的观众评价几呈对立之态,显然,以该杂志的专业水准,做客观报道,是不能也?是不为也!
之前,在国内的潜规则长期玷染之下,笔者以为,娱乐媒体的陷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娱乐媒体从优秀的传播者沦落到优秀的吹鼓手手的话,自然有读者与观众的背离去狠扇其耳光,而此次美国索尼旗下公司被叛罚的案例,无疑为国内相关部门的管理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娱乐反黑可得司法助力--索尼贝塔斯曼打榜案,就是在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部长斯皮策亲自主动介入下得以处置。在中国,我们的司法部门已经开始参与处置股市的黑庄、球坛的黑哨,为什么不能管一管影坛的黑评,乐坛的黑榜?从陪睡导演到颁奖内定到贿赂评委,娱乐圈有太多说不清的黑幕值得查一查!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文所述索尼娱乐影视公司被罚的案子中,被罚方居然还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影评人---这是不是可以从侧面看出,美国的影评人还是相当珍视自己的羽毛,以至于索尼娱乐影视公司不得不采取捏造这么笨拙的手法?

 




昨天转了一篇关于许知远TEMA辞职的帖子,结果居然后来收到方军的一个电话,说是里面某同仁的话有些意气用事,影响补好,希望能删掉---这是第二次有人打电话要求跑不掉删除BLOG上的东西了(上一次是新浪网的人),等于是变相夸赞跑不掉的BLOG的影响力,跑不掉很愉悦的表示赞同,马上删掉。

这个小事儿,表明,这次经观的人事变动,影响还是不小的,禁不住,跑不掉也掺和几句。

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与另一份类似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相比,跑不掉和经观的关系莫名的密切(跑不掉当年其实也差点去了那里),经观创刊那一拨人中,有相当部分人和跑不掉有过深入的交往,他们后来大部分都走了,而后来才去经观的人当中,又有不少之前与跑不掉有过深入的交往,他们现在在那里过得很好。偏偏这些人,都不属于许知远那个TEAM之中---那些辞职的同仁,我不熟。

很多同行对许知远同学怀有不屑,借这件事,他们都发泄出来了,比如,李明顺兄就写道:让许知远走吧。,并且述及经观--“我一直鄙视经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从来不搞硬新闻,总是一大堆罗嗦来罗嗦去的逻辑在混字数,拜托,这是新闻纸,不是随笔。很多经观的记者都养成了这个坏毛病,躺在其它媒体提供的大量新闻事实基础上,编观点,堆观点。”比如安替就写道:祝愿许知远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走好。他批评许:他有过说过除了“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不确定的”这根优雅骨头之外的东西吗?甚至,我们今天还能想起他在任何一个公共话题上提出的任何一个令人佩服的除了优雅骨头之外的洞见吗?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跑不掉也曾经议论过许(经观初创那段时间跑不掉年轻气盛,口无遮拦不但说过要总结许知远的大尾巴狼完全攻略,还说过迟宇宙玩文学的不该搞经济,得罪了朋友,这是后话),但当时跑不掉也曾经说过,许知远勤奋啊!他和经济观察报的气质是如此契合,早已成了经观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难道不是事实吗?有多少读者读经观就记得一个许知远?

这个兄弟的,那两把刷子,虽然惹得很多人不屑,却也不易模仿,就是那么多人名与名词--外国的,你就没办法:你即使知道的比他不少,但你记住的却一定比他少,即使你记住的比他不少,你用得也没人家纯熟!即使你用得比人家纯熟,也没经济观察报那种地儿让你随便用。

我告诉新记者,既然人家那么受欢迎,为什么不模仿,至少在叙述方式上可以模仿,人家一点--皮毛啊!洋气啊!在方式上,我给他们总结了规律,开头一定要蒙太奇,时空切换,比如这样:当跑不掉在21世纪初叶并不炎热地这个下午,还沉迷于孜孜不倦地议论经济观察报人事变动的时候,在西非一个叫切尔察克的咖啡馆里,一个叫蒙非的罗卡的女人正在思索如何破解朝核难题,这两个伟大的年轻人,都未想到,20年后,他们将不得不携手改变这个世界...

记不住名词也没关系,你可以把一些或许可能用到的洋气而一班人难懂的词汇抄录在一张纸上,写文章的时候觉得可用,就塞进去(这是一位三联的前辈传授,颇为管用)。再不行,你有科学,我有神功!行文之时,多用些咱国先贤的语句,必不令许青年专美于前...

扯远了,总之,说流毒也好,说风格也好,市场是硬道理,这就是许知远的成功,也是经济观察报的成功,安替同学说的很对,许知远的成功关键在于经观的包容--而这种包容,并不只对许一人,比如仲伟志兄,几年前,跑不掉在网上吵吵区域经济报道的事情,仲兄就专门发信来探讨,几年下来,跑不掉的兴趣一直没找到用武之地,仲兄已然成了这领域的专家,经观这份报纸的包容性是个很关键的因素。

对经观也好,对许同学也好,个人的喜好是一回事,他们的成败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跑不掉认为,作为报纸,经济观察报是成功的--你比较后来创办的那么多报纸就知道了,作为传媒人,许知远也是成功的--你比较之前那么多离开经观的人就知道了,...但是,

离开了经观的许TEAM还是许TEAM么?经观离开了许TEAM还是经观么?

昨天晚上就集体辞职的事情打电话给一个尚在经观任要职的朋友,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离了谁地球都一样运转,可是,问题的真的那么简单么?--当你面对每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




许知远:Let'strysomethingnew

  伤感还有少许愤怒之气笼罩着这个Blog.嘿,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呀。星期一,我会去交辞职报告,这真是好玩的决定,我从来没有正经辞职过,从前的工作最多不过持续半年,所以离开时毫无感觉。这份工作,我的天哪,从2001年4月起,已经4年3个月了。我仍记得第一天来到报社的场景,我见到何力、刘坚与赵力,和前两位谈了话。何力后来对别人说,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让人受不了,他一进屋就把脚放在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后来,一批我过去的工作伙伴,我像大概有10几个吧,逐一来到了经济观察报。覃里雯是被我从美国拉回来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英语糟地连提问都紧张(现在也不怎么样),覃里雯陪着我和阿飞到处乱跑,我们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要创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昨天覃里雯碰到陈志武,他在耶鲁时请我们一起吃饭,那顿自助餐真好吃)

  然后就是一段蜜月期,然后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过,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没兴趣说现在的报社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它一直就有如此基因,或者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不错的四年。我想对我一起来工作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是吧。如果我们的情绪与理想这么轻易就被愚蠢与庸俗的人败坏,那么说明我们的理想禁不起考验。

  尽管有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对这张报纸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除非它的领导人能够意识到维系一个媒体机构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那种简单的看得见的东西,否则它不可避免的会夭折,当然我相信,他们很难意识到,你知道的,每个人都有盲点,这不能苛求。不过,我多少要表明一下立场,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我的确真心地感谢很多很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他们愿意为我身上那一点优点,容忍了我大量的缺点。我很讨厌辞职变成了某种强迫性的要求,就因为我们一起共事很愉快,我们是一个TEAM,如果我们一些人的离去,就一定需要的你们的呼应,这种想法不一直是我们讨厌的派系传统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愉快,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我们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方式简单,而不是复杂。

  当身陷一个组织中是,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这个组织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担心一旦离开,是否就意味着安全网的消失,就意味着很多麻烦。但如果我的朋友中、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样想的话,我会理解却有那么一点疑虑,因为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勇敢更重要的品质了,那种安全感的消失,往往也意味着新世界的浮现。

  此外,我想对我的领导说,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游戏,我们谁也不要说谁不好,搞得彼此像是背叛的恋人。这是个公平的游戏,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然后因为本质的想法不同而分开。我们的生活都会继续,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生一场长跑,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我又想起了罗兰?巴特,他37岁才开始写作,卡尔?波普尔,他到了将近50岁,才获得初步的声名。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这一句实在有点骄傲和让人讨厌,但我真的这么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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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继新:不是写给Mindmeters的告别

  我本来不想关于我的辞职作任何发言。和TEAM里的成员们站在一起,我不管是勤奋程度、工作效率和智力水平都比大家差得很远。我不敢把自己归为理想主义者,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离去全部算到正在摧毁这张报社的领导层头上。

  所以,和许知远所说的一样,我也不希望参与辞职变成了一种表明立场的举动。表明立场的方式有很多,我也不认为继续留在报社是妥协。即使是我们没有打算离开这份报纸的时候,我们仍然最明确地捍卫过我们的想法。

  和其他萌生去意的同事相比,报社里那些糟糕甚至令人恶心的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客观地说,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容忍了我们很多特别的气质。像叶滢和李翔在前两天的blog里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份报纸提供的资源,这样一份生活方式和书评增刊,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不可能单独存活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一直都还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报道,而无需担心太多干扰。

  我热爱新闻工作,我仍然希望做记者做到五十岁。在达到这一点之前,我远不够资格说自己正在被这张报纸毁掉。我没有厌倦这个职业,不过我鼓励自己多尝试一些东西。我是一个容易移情的人,而记者这个身份提供了合法性,我每周──甚至每半周──就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自以为是地成为一个涉猎广泛却浅薄依然的人。这个毛病给方老师带来了很大困扰,他力主将我拉进商业评论部,但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屡屡缺席。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竭尽全力地去让别人满意的人,不过今天我还是对方老师深怀歉意,我令这位良师益友满意的时候总是那么零散和难以预期。即使如此,他却一直用内发的热情在给我鼓励,甚至是在我置他不顾而离开的时候。

  我能够加入这个TEAM,全因叶滢在两次关键时刻的出现。我要感谢她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如此令我激动的巨大改变。还有覃里雯,在她的坚持下我才得到了两年前那次去以色列的机会,让我成功地完成了向一个积极地拥抱生活和拥抱女孩的小新的转变。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TEAM里每一个人的杰出之处都多少映射在了我的身上。可惜我的懒惰和散漫,令它们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我的优点。和这群人在一起共事,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和进步。

  我曾经是一个爱抱怨、怯懦、害怕改变的人,和TEAM一起工作的四年把我变成了一个激情和活力充沛、热爱生活和世界、积极向上、勇敢的人。我自豪于自己充满了激情,只是太分散的注意力常常令激情的结果大打折扣。离开报社之后,我会花时间想一想接下来做什么。不过我肯定要找到另一个能够让我保持活力的工作,尽管身边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还会有这种地方存在。

  如何度过这一生就像怎样写一篇好报道,我需要生生给它创造出惊心动魄和扣人心弦。感谢这四年与大家一起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写报道,也让我知道了我想要怎样结果自己的一生。

  最后想说的一句话,被老许抢先了:Let’strysomething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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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一琨:一个人的革命

  晚上坐车经过光大咖啡馆,4年前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于威,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对这份报纸的向往。

  今天我选择留下。对我来说,做出决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做出决定以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没有了星期一的会餐,没有了书评增刊,没有了周围俯拾皆是的idea,也没有了你们的赞扬和批评为极度缺乏自信的我构建坐标。

  我依然热爱这个职业,尽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说的比做得多,缺乏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并且懒惰。是你们的智力支持和善意的保护让我仍然有可能前进。

  现在我要开始一个人的革命了。我想每一个人更大程度的成熟和勤奋,都有助于我们早一点再聚在一起。只是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早一点开始,我不想过早开始智力的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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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威:ILOVEYOU

  午夜二点,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今天我对很多人都说,我很高兴,高兴我终于摆脱了一个恶梦。但这不完全是真话,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梦的一部分曾经是我三十七岁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我的身边,围绕着那么多聪明、可爱、单纯、善良的年轻人,他们雄心勃勃,要做一件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但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理想国就蜕变成了中国式的宫廷。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它能健康地成长,甚至成长为这个国家的希望,但另外一些人也希望他快速地成长,因为他们指望他早点出去卖艺.

  我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成为你们精神上的一种依托,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把那些低级的烦恼挡在门外,但是现在,它们已经过份强大,直接穿过我的身体.我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比如孤独,比如艰苦,比如只有付出,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愚蠢和权术,而需要我直接面对的愚蠢和权术又实在过多.

  我知道足够世故的人会嘲笑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但我始终相信文明的创造者永远都会是那些足够天真的人.我们之所以在明知这个孩子已经被毁掉了之后还继续留下来,是因为我们想要在一起.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第一个离开的人,但无论这个决定如何仓促,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自由地流浪也要好过猪圈里的平庸.

  但我相信,不会很久,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在一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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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它真的死了 (7月22号)

  记得三个月前开会时,我对应何力与刘坚嚷嚷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忘记了当时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已很少参加报社的任何会议,只是那一次一开始我就被气氛中的官腔、不诚恳所激怒了。这家公司不过四年,即使充满臃员也不过200人,但是它讲话的口气像是它已是年营业额10亿美元、超过1000名员工的大公司了。

  老仲曾说,在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我的个人表现像是这个报社改革可能性的风向标。在更年轻一些时,我肆无忌惮地使用过这种特权,我似乎经常当着很多员工的面让领导们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无论对于组织还是报纸的理解却是不够成熟。在2001─2003年初的时间里,对于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的确像是个黄金时代,尽管在管理上这里充满了低级的错误、尽管我们的领导这不够强有力、也没有什么远见,但是他们宽容、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愿意让很多年轻人进行尝试。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有抱怨,但他们至少相信,自己的抱怨是可以起作用的,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改变之中。它像极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气氛,实验精神使智慧从底层产生,而所谓的决策者尽管不知道如何去推动,却也尽量不去阻碍这种新生力量。所以,很多怀念那段时光的人会说,报社就像一个幼儿园,大家都按照相对单纯规则行事,当然那个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利益,所以没什么纠葛。

  很多原因促成了这张报纸的迅速崛起,既有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的确比任何其他类似机构表现得更杰出。如果说报社在组织与制度上有什么特色,那么这纯粹是个笑话,但我相信,这里最高密度地聚集着中国最聪明的传媒人,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他们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又对新加入者产生了吸引力。

  我对于公司政治一无所知,也缺乏兴趣。但到后来,我的确感觉它这个组织迅速被成功击垮了,人们忘记了正是那种实验精神使它获得了成功。所有的曾经被这种实验精神覆盖的缺陷,这时候开始爆发出来,就像当它中国的高增长率下降时,所有的社会矛盾就突显一样。噢,原来我们的组织是这样的缺乏是非观念,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这报社是如此缺乏标准与正义感,因为好的东西得不到承认,而坏的东西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在单独与赵力谈话几次谈话中,原来这个人头脑中的基本观念是如此混淆。当然,原因不仅仅在他,在这机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永远不敢于说出,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一开始他们对自己不自信,这值得理解,甚至不无可爱,但现在他们则遵循着“政治正确”,或是“公司规则”。更要命的,几乎所有人对制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我们以制度的名义进行改革时,从未意识到任何制度、不管多么优秀,都是制度制定者的表率作用造就的,它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度,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因为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一代人,设计了它,而且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好的亲身实践了它。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是,似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制度,它与人无关,只要你在电脑里设计出它,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起作用,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最好的懒惰的借口──我不用再付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靠制度。所以,像任何这种半调子改革一样,所谓的制度建设最终变成官僚主义的兴起,其中蕴涵的是充分的不负责任。

  任何组织都有对内与对外两种功能,正式后者使得组织可以不断自我更新和扩张,而前者则意味着封闭与死亡。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报社选择了前者。部门间更多的表格文件,不必要的会议变成了工作的核心,而不是如何让报纸变得更好,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度。

  这是早晨我起床时,偶然写道的。这更多依靠我的直觉与平时的交谈,我不了解公司内部的所谓秘密,因为偶然听到的一些闲谈让我大吃一惊。当然,别人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媒体机构大多如此。或许吧,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正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而现在,一些人充分享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与好处,却开始用眼前短期利益充分地败坏这种与众不同。这种人在生存上或许无可厚非,因为从来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价值观,它比金钱、名声、银行的存款、多打几场高尔夫球更重要。但是,我希望那些在报社里的年轻人相信这些,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对这种价值观念的信念,而共同缔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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