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老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科斯大气早成，27岁时“胡思乱想”，就写成了一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未想到，五十年后，却成了此君获诺贝尔奖的2大贡献之一（另一成就是研究外部性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
1937年，27岁的科斯思考的问题很简单：既然市场是在价格机制的支配下自发运行，既然无形的手无处不在，为什么还会有企业？企业存在的意义的是什么？（马克思《资本论》其实也有解释：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的主要理由是获得更大限度剩余价值，此处不讨论）。
经过一番思索，他得到结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市场运行成本。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在决定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和生产什么的时候必须计算交易费用。如果做一笔交易的费用大于交易所带来的利益，那笔交易就不会发生或实现。
上面这段话基本上是抄书上来的，嫌烦闷可以略过不看，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人人都可以利用价格机制进行交易互通有无，但了解市场并完成交易有成本的，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生产运输储存销售问题等，要把这个成本降到最低，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组织企业。如果没有企业，个人要完成一个交易，可能会面临一大串必须其他交易，比如，我要卖一批海鲜，可能要储存，还要运输，要搬运工，应付税务部门，没有企业的话，这些都要通过一笔笔交易来完成，但我组织了企业的话，企业会以组织调配的方法协调各个部门共同完成，只要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交易成本，企业的存在就有意义。
这个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一个现实的问题：企业的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
这当然取决于企业的成本与交易成本之比（所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之比）。企业规模越大，其组织成本越高，大到一定程度，管理成本已经超越了交易成本，就该分拆了，比如，华为公司的通讯产品需要电源配件，本来是企业内部部门生产，后来把部门改为子公司，与之按市场价格规律交易，如果还达不到最佳效率，那就该把子公司出售，买专业的电源厂商的产品。企业的规模由此达到最大边界。
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是，虽然科技进步，信息共享，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极端的假设是：随着在开放市场交易成本趋向于零，企业的规模也会趋向于零），但超级规模的大企业却越来越多，当然你可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的进步，规模效率的增加也使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扩大了企业的边界－－－但这与前者（使企业缩减的因素）相比，也仅仅是互相抗衡而已，现在怎么会超级企业越来越多？
分析原因有2：一是，大的跨国企业，往往是多元化的，虽然企业总体很大，但在某一单个领域，他的单个企业的边界并未有过大的扩张（当然，即使多元化的企业，他也会为组织成本付出代价，除了可以金钱计算的成本之外，官僚主义，决策缓慢，反应失灵，不图进取，行动迟钝等软成本，都是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决定着公司的边界）。
另外的原因，按我的看法，这涉及到一个生存及安全性的问题。在竞争日益激烈甚至残酷的现代市场中，与效率相比，生存及安全性居于企业考虑因素的前位。
在竞争中，效率是进攻性的因素，规模则是防守性的。在防守性因素的支配下，企业会越来越大，不管他获得了多少利润（很可能是垄断利润），他最终总会被大企业的软、硬成本所吞噬，被进攻性对手所击败，或者停止扩张，或者轰然崩溃，分裂。
如果有人写一本《大企业的兴衰》，一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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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两本历史书籍在中国知识界颇受欢迎，一本是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一本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这两本书都是从宏观角度讲兴衰，只不过前者是讲文明的兴衰，后者是讲现代的大国的兴衰。现在想来，这两本书在中国之所以有极高的知晓度，大概是由于投了中国人爱读兴衰的的癖好，更是由于，中国文明及国立久衰之后，我们能从这两本抛弃欧洲中心论的书里找回些自信与梦想。
我生也晚，读《大国的兴衰》之时，已是九十年代中，当时上大学，在图书馆里翻到这本旧书，读《历史研究》之时，已是2000年。（其实还有本中国人不太喜欢，而美国人喜欢的书《文明的冲突》可以一读）
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大一统国家，当它建立之后，尽管多数它的臣民通常希望维持它的统一，但为什么总还会有分裂的“中间时期”？
汤氏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他去世之日，科斯尚未拿到诺贝尔奖，而身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也未必会关注到经济学家这种显学俗人。
但汤因比给出的答案却是经济意义上的解释。
《历史研究》第一部中写道：一个统一国家对一个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它为了维持自身，要求培养一批收入甚丰的专业文职人员和常备军......行政和军事人员越来越多成了大一统国家史的规律之一，这些工职消耗的费用会膨胀。倘若这个大一统国家－－以及被它包容的社会－－能够应付这类日益增大的开支，而不至被他们所压垮，那它必定想出提高生产率的补救办法。但迄今为止，到了文明的这个时代，大部分经济在多数时间里已或多或少地处于停滞状态......前科学时代的农业经济无力承受这种经济负担，这显然是导致统一国家出乎意料的灭亡的原因之一，众多大一统国家因此而被接二连三的推翻。
经济学家科斯是根据逻辑推导出企业的边界，但人类历史本身没有逻辑，汤因比却根据史实指出：国家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能力。二者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已经发生的历史有据可查，现实与未来却难以预料，历史学很难象经济学一样追求逻辑上的自恰，只有总结规律。找到经济方面的解释后，汤因比显得相当乐观，他说：如果说这些大一统国家走马灯似的、一再崩溃的原因的确是经济方面，那么近来人类的经济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感谢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就为将来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出现指出了比较美好的前景。现代技术伴随着出生率以及死亡率的刻意降低，肯能会给未来的世界国家的财政带来闻所未闻的好处。未来的世界国家，不再向穷人和呆滞的农民经济征收难以忍受的赋税，而是依靠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科技的应用，有能力...这对于人类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技术的进步可以决定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命运？
如果你只是读了《历史研究》的开头部分，你可能会说汤因比是如此浪漫而天真，但他上面的意思只不过是对他后来的结论的一种作为小概率意外的补充而已。在进行了更广泛的论证以后，在该书的第六部中，他写道：无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寿命可能会多么长久，它最终会被证明是一个灭亡前的社会的最后阶段。它的目标是不朽，但是，在这个世界中追求不朽，无论是盲目的还是有意识的，都是徒劳之举，是对大自然的安排的冒犯......我们必须拒绝把大一统国家当作目的的本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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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他们都是有边界的，如果这个国家或者企业，一直在致力于扩张其边界，那么，一旦它的边界（管理成本与收益互相抵消的时候）达到扩张的极限，也就是走向灭亡的开始，《三国演义》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无论是国家或者企业，其自身边界的扩张，都不能成为其存在目的，国家自不待言（这道理却也不是人人都明白，比如一干愤青型民族主义者），企业更是如此。
在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扩张是必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都应该是应时、应势之举。但对多数企业来说，扩张总会变异为企业（国家）存在的目的，从而不可遏止，正如汤因比所说：少数当权者在经营大一统国家时并不是抱着利他主义的目的，相反，他们的主观动机是一种自私的欲求，是想通过保护一个社会正被消耗的活力来维护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命运与这个社会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有人说，限制少数人的权力，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比如，公司的治理，政权的制度设计等等。但汤因比不关心微观的政权管理，国家治理，他是司马迁，不是司马光，汤因比关心的是历史的进程与规律，与历史这匹大象来说，所谓制、治就象蚂蚁一样微不足道，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汤因比试图"以單獨一個人的想像來重新體驗人類的整個生命歷程”，他更象个哲学家，就象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一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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