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翻起了德鲁克的《旁观者》，又看到亨利.卢斯。
对于那些对传媒有兴趣的人来说，《时代》集团创始人亨利.卢斯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标，而我尤其有兴趣，但很惭愧的，没有拿出时间和精力去真正的研究一下亨利.卢斯，而国内关于他的东西又少得可怜，以至于有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想透彻。
比如，我一直很疑惑，生于1898年的卢斯，在1923年，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创办了《时代》，在1930年，也就是他32岁的时候，创办了《财富》，并都在很快的时间内使之风靡全美，以如此年轻，他是怎么做到的？要知道，创办一本在经济上成功的杂志，比创办一个企业要难的多？而且，他又几乎毫无背景。
比如，我也在奇怪，象《生活》这么一本以图片报道人类生活的好杂志，为什么居然在美国无法生存，以至于停刊，难道仅仅是因为商业上的原因？我倒希望今天的中国市场有这么一本杂志。
而卢斯与中国关系，中国对卢斯的影响，卢斯对中国的影响，则对于我这个“老乡”来说，尤其感兴趣。
卢斯1898年生于中国烟台蓬莱，当时叫登州，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在那个地方一直待到7岁，然后去潍坊待了几年，又回到烟台上学。如果按美国当下奉行的出生地原则，卢斯应该是一出生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他在烟台受教育，并一直度过了他的儿童期以及半个青春期。他的儿时伙伴都是中国孩子，我推测，他应该会说不少中国话，山东口音，但含海蛎子味，至少应该拿山东话骂人会比较流利。
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在卢斯身上，他的第一篇作品是这样写的（当时他7岁给美国一家他最喜欢的杂志《圣古拉斯》写了一封读者来信）：
| 我亲爱的圣古拉斯： 我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孩子。我住在潍县城郊的一个约有两个街区那么大的一所有围墙的大院里。这院里共有8座宿舍房子，一个男校，一个女校，一所学院，一个教堂和两个医院。现在，中国的木匠和瓦匠们正在盖一座新房子。建成后我家将搬进去住。这所房子要用8个月才能建成，多么漫长的时间啊！中国人没有锯木厂，因此每一根木头都要用手工来砍或锯。谢谢您的好意！ 您真正的朋友和读者 亨利-卢斯 |
成年后，卢斯进了耶鲁大学，却由于其中国口音被同学鄙称为“中国人”，在那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 |
值得一提的是，亨利.卢斯的老爸也叫亨利.卢斯（据说他儿子也叫亨利），1897年到山东以后就在当地传教兼教书，主要教物理，体育也教，据说，老亨利还为烟台带去了篮球，后来山东胶东地区的篮球水平一直是比较高，老亨利功不可没。在中国待了几年以后，老亨利的汉语已经达到了相当优秀的地步，并用中文出版了几本教科书。他后来创办了齐鲁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医学院，他此时的职务是齐鲁大学的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1918年，老亨利又和司徒雷登一起去背景创办燕京大学，职务是副校长，他负责筹款工作，从美国拉了几百万美元的赞助（这在当时可是笔大数目），并负责在北京西郊为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盘下了那片风水宝地，确定了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1928年，老亨利才离开中国。
中国经历对卢斯影响有多深？这真不好说。但按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的经历其影响能够贯串一个人的一生。
能明显看出的是，终其一生，卢斯都在以他的方式及影响力关注与支持中国，这从时代周刊上大大超出其应有比例的中国封面可以看出。网上有大量
这类帖子，最早的一个封面，期刊时间是1924年九月八日。封面人物是吴佩孚，下面的小字说明为：吴总司令。“General Wu"
| 在这个帖子里，有作者评论说：不知时代杂志为何选择他作为封面，可能是为了关注当时的直奉军阀大战吧。 |
其实，我猜测，这还是跟卢斯的个人取向有关系。1924年的《时代》，仍旧是处于出创的作坊时期。之所以选吴佩孚，除了报道上的关注因素，更因为，吴也是山东蓬莱人，卢斯的老乡而已（吴当军阀期间，对家乡贡献良大，修路盖楼，口碑很好，影响很大）。
现在很难搞清卢斯到底是否认识
吴佩孚，但吴肯定是卢斯小时候在烟台即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卢斯与很多后来的中国政坛要人有深厚的私交。比如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宋氏姐妹在美国曾经和卢斯的妹妹在一个学校里上过学，而孔祥熙原来是耶鲁大学比卢斯年级高两年的同学。
对中国问题，卢斯一直是个铁杆，他的媒体是不惜版面的，抗战期间他彻底亲华反日，抗战之后，他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而这种铁杆到什么程度，德鲁克在他的《旁观者》里就有记述，德鲁克说，他并步关切他的杂志所表达的政治立场，但是，“除了对中国和日本”。鲁斯很宽容，但“他也有百分之百坚持己见的时候，那就是论及中国政治时。在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允许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谈到中国，他可一点都不让步”。“就象所有同情中国的友人，卢斯鄙视日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后，他的杂志仍然表达出反日的偏见”。
这仅仅是政治立场而已，德鲁克甚至从人性角度这么说中国性格对卢斯的影响，当然这段话让中国人看了未必会感到愉悦：
| 然而，我也明白鲁斯并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他其实是更耐人寻味的人物--他可说是个中国人。我想，鲁斯并没有注意到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他办杂志那一套简直是出自东方传统政治，制造党派斗争，在位高权重的人士间挑拨，鼓励年轻人来找他但不可让他们的上司得知--让内斗愈演愈烈，互相猜忌、对立。鲁斯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他的出生背景有关。塑造鲁斯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他回到美国，进入耶鲁就读时，已经是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自知（或许不知道，因为这人不善于追忆），他的人际关系、管理风格和那一套体系，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权谋--虽然不直接视事，却不断地制造官员间的摩擦、分化，以及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认识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若是像鲁斯一样成长于中国农村，和他实无二致。有时候，我不禁惊异罗斯福总统的管理风格也是如此。这该归因于他的外公--一个在中国行商的美国人，也是罗斯福那喜欢弄权的母亲最崇拜的人。 |
我很悲哀德鲁克把他对中国的管理方式以这种故事不经意的表露出来。但他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实事求是的说，德鲁克赖以建功立业的劳什子，也就是所谓管理学，我并无兴趣加以深入研究（他的管理书倒是买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记者，他值得学习。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个记者，优秀的记者。
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旁观者》，这本书，从写人物角度讲，真是非常棒，国内早已有出版，我想，其叙述风格，比如“旧世界的年轻人"等几章，很是影响了国内新闻界大出风头的一些年轻人。
《旁观者》，值得有理想的记者同行们反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