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2007光大高端经济论坛”上谈到高校收费问题，称提高大学学费对穷学生有利：“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张教授以北大为例阐述他的逻辑：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张教授的理论听起来大有道理，但作为常年奔波在中国经济生活一线的学者，也应该知道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距离。先说最无关紧要的一些细节问题（心急的读者本段落及下段可跳过不看），比如这富人与穷人间界限的确切划分，连专门的研究机构都搞不清楚，遑论在大学收费这一具体细节上应用执行？高学费是学校收，奖学金是国家发，谁能保证在这一循环中该收的钱都收了，该发的钱却不会变成豪华校园或者大楼？到头来，免不了落得个学费涨上来了，奖学金却发不下去，或发不允。再者，中国社会从来不是非贫即富，目前正在迅速壮大的是中间阶层人群，这部分人虽有稳定收入，但也是焦虑感，危机感最强的人群，正所谓中间的收入，下层的心态。学费涨上去，他们的子女肯定要跟着缴，奖学金发下来，其却未必能雨露均沾，最终变成利益受损的无辜一群。以至影响社会和谐。

当然还有法律问题，张教授认为北大本科生一年4000元的学费不合理（4000元这一数字肯定被低说了，北大学费至少5000），但实际上却是法律所规定，按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２５％。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要涨学费，得先要修改法律。

为了继续讨论，我们后退一步，暂时无视上述细节问题。
按张教授给出的算法，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有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所以学生应该通过涨学费的方式把这16000元的账给平了，问题是，这关键的16000元教育成本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由谁说了算。按教育部的说法，目前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办法。这里面乾坤就大了。因为以中国高校目前“学校办社会”的大包大揽以及普遍低效率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大兴土木大肆扩张，其成本核算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教育部承认的中国高校负债2000多亿元，难道都是花在学生身上。如果张教授一定要用学费把教育成本给平了，请先公布一个真实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甚至经过公众听证的教育成本，再谈分摊成本的问题。否则，你凭借着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纳税人倾力打造的近乎垄断的中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与品牌，成本说多少就是多少，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学生和家长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OK，再后退一步，姑且假设学校的成本已经得到真实的核算。
我跟张维迎教授在高校收费方面至少有两点共同的，第一，我们都认为目前的收费不合理（当然他认为偏低，我认为偏高）；第二，我们都认为高校学校应该施行大面积奖学金补贴。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讲，我也赞成用真实的学费把真实教育成本的帐给平了。但问题是，大学应该先涨学费呢，还是先补贴奖学金？
张教授“学费转移支付”的理论倘若建立在目前高校收费合理适中的基础上，无非是总额不变，由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而已。但是，目前的高校学费适中吗？君不见，大学学费过高，早已成为中国民心所指，按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算出的结论，以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水平，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４．２年纯收入，农民需要１３．６年纯收入。再涨钱，贫寒子弟可能连学校的门都进不了，怎么有机会领取助学金？
学费上涨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家孩子“多出的钱”早出过几轮，但按张教授的理论，学校该转移支付的大面积奖学金又在哪里？如果要实行“学费转移支付”可以，先把上一轮该转移给穷人的钱付了，而不是继续提高学费，再圈一轮钱，再付。这之间虽然只是次序问题，但问题却极大，套用《天龙八部》里扫地老僧对鸠摩智的话说是“张教授，你错了，全然错了，次序颠倒，大错已在旦夕之间。”（呵呵，开玩笑，张教授且勿在意）

从这一点上讲，张教授的理论与小布什总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的立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认为节能减排地球人都有责任，但经常忘了美国与中国在起点上本身就不平等，你污染完了，发达了，我还没发达呢，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大搞减排；前者则完全无视这几年高校产业化已经给平民子弟求学造成的巨大压力，前一个坑还没填平，该补贴的奖学的还没到位，就想让穷学生、富学生一起涨学费为下一轮补贴筹钱，那如果这一轮补贴因为前面提到或未提到的种种原因继续落实不了呢，是不再来一轮学费上涨？这奖学金可不变成在驴子面前吊着的萝卜，催你继续掏腰包，却永远吃不上。

最后需指出的是，仅仅就张教授个人的高校改革观点来说，本无需公众过多关注与“议非”，但是目前，把助学金当萝卜甚至涨学费借口的观点相当流行，是为一“博”。

央行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了小额支付系统跨行通存通兑业务。据介绍，市民只要持身份证到相关行办理存折跨行通存通兑，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开通相关业务的银行网点进行存、取款及转账、信息查询等业务。也就是说，实现通存通兑之后，手中持有A银行存折的市民，完全可到B银行办理存、取款，而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将现金在不同银行间“搬来搬去”。
通存通兑本来是个方便群众的新业务，但在互联网上却反对声一片—还是收费闹得。在新浪就通存通兑业务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4991个投票中，有70.41%的投票者认为银行不应该收取个人跨银行通存通兑手续费，高达94.83%的投票者认为手续费过高。那到底手续费高不高呢，通览几大国有银行的收费标准，大概是按每笔金额的1％收取，最低10元，最高200元，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懒得跑路，在我家附近的工行网点向建行还5000元房贷的话，工行每月要向我收取手续费50元，每年是600元。这么高的收费，我宁肯打车去建行还房贷，来回才20元而已。一个另类的算法是：按照目前的收费模式，在最低收费10元的银行，储户10000元通存通兑329次，即可变为0元。
就通存通兑业务本身来说，是有一些成本，因为当中涉及到大、小银行间利益分配问题。大银行网点多，小银行网点少，在通存通兑业务中，小银行网点实际上是沾了大银行的便宜，大银行网点为小银行做了服务，按这种逻辑，支付费用的应该是享受服务的小银行，而不是储户。即使这笔费用最后定下由储户缴纳，其数值也应该是建立在成本核算之上，而不应简单地“由受理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行确定”。根据央行说法，通存通兑是建立在小额支付系统之上，而该系统对银行间资金汇兑、通存通兑等业务，基准价格为0.5元/笔，如涉及两家异地银行间业务，跨行通存通兑成本在0.75元/笔，这个成本与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的收费标准相差甚远。
通存通兑说到底是为了方便消费者，比如解决银行排长队的问题，但定下如此高的收费标准，明摆着是要把多数消费者拒之门外。从全过来看，山东省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已经一年。然而该“便民”政策却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遭遇“寒流”，多家银行该业务量几乎为零。如果各大银行的收费标准不做降低，北京的此项业务也很难红火，做到真正便民。

事实上，关于此次通存通兑业务手续费支付方式，除了储户付费之外，还有国家财政补贴和被代理银行付费两种解决方案，采用这两种方式，从直接经济利益来说对几大商业银行并无损失，且因为储户不用付费，还会使各大银行通存通兑业务巨增。但为什么采用的偏偏是对储户最不利的高收费方案？

鉴于几大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我们不相信它们会看上手续费这点小钱，更贴近的理解是，它们不喜欢通存通兑这项业务，但迫于社会压力，又不得不开展，于是，为了维护自身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在打开通存通兑这扇门的同时，又用高额手续费筑起了一道墙。

经济发展了，收入增高了，但把自己归为“中层”的广州人却越来越少了！在近日召开的首届全国和谐家庭高层论坛上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广州人在阶层归属上认同“中层”的比例明显减少，已从10年前的42.4%下降到了目前的30%，而认同“中下层”、“下层”的比例却有增多。
根据广州、北京、上海、天津、重庆5个城市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上半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总收入为10990.86元，居5市之首。按照广州人的生活水平，本应有更多的市民认同“中产阶层”，同时应有更多市民“脱离”认同“社会底层”。但对这样正好相反的调查结果，有专家认为贫富差距明显影响了广州人对自我阶层归属的判断。
关于社会阶层归属的问题，最近新闻比较多，比如前段时间那个“白领标准”的闹剧，之所以引得网民骂声一片，就是以收入标准生硬地把人们拖入他并不认同的社会阶层：我明明干得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累，你还得非说我是白领，这岂不是羞辱人？说白了，在阶层归属问题上，收入是个重要杠杠，但更重要的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感觉。
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往往呈橄榄状，少数的上层，少数的下层和壮大的中间阶层构成它的全部。一个健康的中间阶层一般来说不但有稳定的财富，更有由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所构成的心态，他们对现实生活相对比较满意，是社会发展的获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它越壮大，则社会越稳定。
之所以出现广州调查显示的收入与身份的错位，除了专家认定的贫富差距问题，更多的则是来自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所带来的危机感，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以及机会均等、劳工权利等各项保障均有待进步，这使目前的中层人士随时有掉入下层的可能，结果造成文首所提中层的收入，下层的心态。
目前，执政党已经表现出对壮大中间阶层的高度重视，十七大报告就中正式提出要“提低、扩中、调高、打非”。““扩中”就是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这个角度讲，如何维护“中层”的身份认同感，使中间阶层不但有社会中间的收入，更有有社会中坚的心态，已是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大事。

夏不积水，冬不积雪，既能涵养水份，缓解热岛效应，也能减少排水压力，透水性、保水性、抗压强度、耐磨性及抗冻性都优于传统建材的透水砖在金融街遭遇了拦路虎，其原因在于产权：在金融街更换透水砖需要投资数十万以上，这笔资金需要产权单位负担一半，可能有困难。这导致，在“‘金融街’何时能换透水砖还是未知数”。
说实在的，这样的困难可以理解，占在“大我”的角度讲，维护环境，确是人人有责，但占在“小我”的角度讲，面对一大笔额外的资金支出，谁都难免会皱眉头。我们相信，只要是涉及产权问题、投入问题，在推广透水砖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还将遇到很多。
但是，好东西的推广不能因为困难而停顿下来。根据记者调查可知，整个北京，到目前为止，透水砖的铺设量也就仅仅60000平方米，20个金融街而已，在整个北京市区，即使绕过金融街之类的产权障碍，也仍有大量的工作可作－－我们认为甚至应是主要工作。相关部门如果能够先将那些大量的，没有产权障碍的公共区域改为透水地面的话，不但加快了节水型城市的建设，积累了经验，而且还能为更多的金融街的产权单位做好示范工作：整个世界都透水了，您还好自个儿意思扛着？在德国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透水计划（把80％的城市面积改建成透水地面）中，首先实施的就是公共区域，比如：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郊区道路和郊游步行路、公共广场等。
透水砖是个好东西，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就开始了透气透水路面研究，直到今天，北京才铺设了60000平米的透水砖，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这好东西的普及速度确实有点慢，再综合前面提到金融街难题，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透水砖的普及在北京来说，虽不是大事，但也是件颇为复杂的工程，相关部门在行政中，除了积极倡议、出台政策之外，亦应多方调研，综合考虑，慎重对待。比如，人行道、停车场和居民区都要透水化，但这三种地面功能又各不相同，有的要兼顾行路，有的要透水好，有的可能要植草，有的要美观，地面改造目的虽无二致，实施起来却大有不同，必须规划在前。
总结之前城市建设的一些教训，我们还应注意，透水砖的普及虽然对北京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要无限制的大干快上，要规划在前，就意味着相关部门需要准确掌握我们城市中适宜铺设透水砖的地面总量，既要保证铺装的效率，又不浪费。
显然，政府在这项工作中是当之无愧的主导，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市场的推动力量。在很多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比单纯行政的力量更强大，试想，如果各产权单位都能认识并从市场得到即节水又美观又实用又经济的透水砖，他们怎么会弃而不用呢？近年来，在居民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普及了不少新鲜事物，比如IC电表、售电卡、售水卡、售气卡等，我们希望透水砖也能象这些一样普及到市民生活当中去－－当然，这种普及必须是阳光的，没有内部交易的，拒绝小集团利益的。
对于缺水的北京来说，留住雨水、广泛铺装透水砖已是当务之急，每一个热爱北京的市民都希望身边的透水砖能够慢慢多起来，对为此奔忙的几个政府部门（比如水务局、园林局、林业局）来说，我们的期望其实很简单：政府示范，群众配合，市场推动，综合规划，阳光操作，拒绝浪费！

老小区铺透水砖可申请补助

破解"新京商"群体特征 

按历老师的说法，咱IT界成功商人天然都是新京商的基础成分。

浙江有浙商，山西有晋商，安徽有徽商，上海有沪商，现在，在鼎鼎大名的历以宁“历股份”的力推之下，京派商人也开始以群体的形象出现了，名曰：新京商。
中国人自古就有以地域为商人们划分群体的习惯，比如徽商，比如晋商，可他们的区别却又不仅仅是在籍贯地域方面，晋商出自山西，但民国以前的人们想起晋商来却绝不仅仅是山西这个地方，更多的还是潜附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特点：勤奋、诚信、节俭、善于理财等，徽商亦是如此。说简单些，晋商也好，徽商也好，其实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各地商人多年苦心经营的珍贵品牌，“晋商”、“徽商”这些金字招牌为他们带来荣誉感、带来客户、维系业缘，同时，在这些字头的激励下，他们恪守信条、自制自励，形成良性循环，以至这些“晋商”、“徽商”们家业日大，繁荣几达数百年，至今余威犹存。
话又回到新京商，按上述因素分析，在北京，我们会发现，除了存在这么一些有共同特征的企业家之外，实际上并不能找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京商群体。被历教授描述的那些人，他们的成功可能确实具备共同的特征（比如靠高科技创业）、每个人都着共同的特点（比如都有知识背景），但他们仅仅是被归类而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域商人相比，他们尚不构成群体品牌，也没有维系这个群体品牌的自发愿望。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历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可萌芽也有萌芽的价值。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已逐渐成形，但仅仅是规模渐成气候，而底蕴仍显不足。那些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屡现、贪婪CEO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正应此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新北京期待新京商，期待新京商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名片。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对于新时代的北京商人来说，新京商应该集是荣誉，又是约束，更是一个好品牌。新京商的来源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的财富见得阳光，只要他们的优点可以凝成文化并传承，缺点可以相互抵消且摈弃，只要是涵盖他们的“新京商”这个词儿被里里外外叫起来的时候能引起正面的联想，能为这个城市争光，就足够了！
 

“在北京见到的浪费令我吃惊！”在上周末举行的第二场“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北京如何建设成为一个节约型城市”上，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卞惠真说，在韩国的超市里用的塑料袋是需要付钱的，不少人因此而自备篮筐，在北京，有一次她看到服务员竟然给了顾客5个塑料袋，全部是免费的。
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卞惠真同学的提议并不太新鲜，因为，早在卞惠真同学提出之前，包括北京市在内，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在尝试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市民节约，比如，油价的涨落，峰谷电价、阶梯水价的推行，但卞同学关于对塑料袋收费的建议又与前述几者不同，从本质上讲，无论峰谷电价也好，还是油价涨落也好，都是在供需关系紧张情况下所不得不推行的、略带无奈的措施。以电价举例，它与其它能源一样，为生活所必须，需求弹性（可替代性）较差，即使推行峰谷电价，在电价最高的时段，必须用电者还是一定要用电，节约余地实际不大－－甚至还可能要以牺牲使用者短期利益为代价。对塑料袋收费则不同，对于中国人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塑料袋大浪费来说，其社会收益将表现为实实在在的正的节约。
有的市民可能会疑问：免费塑料袋变收费，是不是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这其实是多虑了，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塑料袋虽然在表面上是免费的，但在经营者那里，实际上已经在其售卖的商品上把成本找回来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免费的塑料袋并不真的免费；有的商家可能会问：如果我提供的免费塑料袋收费，而别家却免费，岂不是在竞争上就落后了？这个疑问有道理，但其实也是多虑了，因为，站在消费者角度，在比较商家的时候，与诸多更实质的服务差异相比，提供塑料袋与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试想，你会因为提供免费牙刷与否选择酒店吗?
免费产品的产生与增多，是时代、文明、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它确确实实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不能忽略的是，从免费塑料袋到免费餐巾纸到免费饭菜，我们还不能即做到免费，又做到“免浪费”。从经济学角度讲，免费的产品无论如何无法与交易的商品取得同样的社会效率，当我们资源丰盈、国家富裕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以牺牲一部分效益的代价推行无指向免费产品，但此时此刻，当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当前主旋律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免费的习惯呢？
由收费入免费易，由免费入收费难，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商家来说，改免费为收费虽然肯定会遭遇阵痛，但却不是绝不可行的。说到底，从免费到免浪费，消费者们需要改变的实质是个习惯问题－－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在韩国的超市里，塑料袋不就是付费的吗？在欧美的酒店里，不就没有免费的牙刷牙膏吗？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引导并出台相关法规或行业规定。目前，北京市民浪费在塑料袋、餐巾纸等免费产品上的金钱岂止以亿元计，我们相信，一旦市民都有意识地克服“不用白不用”心态，习惯于付费、习惯于节约，这些钱就能更多地花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