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一百“财记”共“惊魂”

信海光 — Tue, 13 May 2008 14:47:00 GMT

我再一看周围，发现虽然没有铃声，但好多人都在打电话，而我身边的顾钱江已经消失了。我跟坐我另一边的杨大明老师通报了这个消息，他很震惊。这时候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少人离座出去打电话，陈彤由于正在发言，还茫然不知，否则他该最焦灼，新浪这时候正是忙碌时刻吧。坐我侧面的，第七届的搜狐副总编辑王子恢则在忙碌的发短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私下以为，胡舒立请钱钢来主持下午的议程充满了先见之明、料事如神，这素质太牛了，怪不得《财经》的报道总能如此有预见性......云云。这钱钢，正是当年那本在全中国传阅，在广播里连播，妇孺皆知，洛阳纸贵的《唐山大地震》的作者。新闻狂人胡舒立和地震专家钱钢表现出亢奋和镇静的两极。胡舒立的亢奋来自记者本能，钱钢的镇静则建立在他对地震的专业研究和报道经验上。

不要对崔健要求太高

信海光 — Sun, 06 Jan 2008 14:09:00 GMT

老崔的大型个唱终于演过了，我没有去。但还是挺关注的，看媒体报道以及朋友反馈，场面果然火爆，媒体曰：崔健个唱呈现时代变迁，老中青观众集体怀旧。

个唱虽然没去，但近今年不同场合欣赏过老崔的表演，老崔的感召力就不用提了，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观众，我一直跟着HIGH，但有一点尴尬却始终不能释怀：老崔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做音乐，但除了95年以前的老歌，这么多年他的新作品，居然没有一首脍炙人口之作，每次表演，都得唱个《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等老歌，以满足观众的怀旧情怀。老崔明明拼命推他的新东西，但这些爱他的听众，却永远沉浸在怀旧情怀当中。很多六七十年代的人，与其说是在流着热泪欣赏老崔的音乐，不如说是借机对逝去青春祭奠一把。老崔现在比较喜欢流嘻哈和电子音乐，那些在个唱上占最大比例的六十年代，谁会喜欢？

且看个新浪搞得对老崔演唱会的调查。喜欢崔健老歌的与喜欢新歌的，差距简直不能以道里计。

说白了，馒头国标的制定对中国产品竞争力毫无意义，标准的推广，要不就是国家强制推行，要不就是市场客观认定，一个既无国家强制力又无市场竞争潜力的标准，出台的话就是个笑话。最终败坏的是“国家标准”这四个字的含金量。......

据《人民日报》报道，由河南省相关单位起草的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日前已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储存和运输等8个部分构成，详细描述了外观、内部、口感、滋味和气味等“感官质量要求”，确立了水分、比容

从“史上最强车门”说“中国制造”的遗憾

信海光 — Thu, 03 Jan 2008 11:41:00 GMT

让我们保持风度地对抗

信海光 — Wed, 02 Jan 2008 12:59:00 GMT

本以为2007就要这么过去了，却不料平地一声惊雷，压轴大戏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上演，两个奇女子，在2007的最后一刻给了我最强的震撼。一个巴基斯坦的前总理贝-布托，身负家恨前耻，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一往无前，以身殉道；一个是咱中国的女主持，在一个最隆重的场合，为了“情”这一字，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视权威如无物，面对天下人吐露真相，并讲出那句惊天动地的话：让我们保持风度地对抗！

再看这“弱女子”吐露真言的那一刻，她一反平素主持节目的利落泼辣伶俐聪明，她素面朝天，她不哭不闹，她执着坚毅，她沉稳从容，她破釜沉舟，她不顾利害利益，她不管真世俗潜规则，她面对千万人的眼睛，背对负心人的注视，吐露心中所想，那一刻，真的是风度惊人。

“让我们保持风度地对抗！”这2007年的最后一句名言必将在奥运之年名声大振，成为媒体网间的常用语，成为标题党的最爱，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至少我本人，会忘记这句话出场的肥皂剧背景，将其列为2008年度的座右铭之一：无论对于人、对事、还是对生活，都要表明态度，要对抗，而且要有风度！

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三言两语还真讲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对抗见得多了，风度见得多了，但“有风度的对抗”在中国却极为罕见。我们当下流行什么样的对抗？答案是，除了风度，什么样的对抗都有，比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式对抗”；看谁比谁狠的“老大式对抗”；有个ATM机就想把人往死里整的“仗势欺人式对抗”；真小人对付伪君子的“暗算式对抗”；他人即地狱的“马-加-爵邱-兴-华式对抗”等等，这大概是由于，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中国影响至深，中国人对Fairplay有种本能的抵制。但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还是需要“费厄泼赖”的，只是以他那个年代，还“尚早”。那83年以后的今天呢？

问题还在于，单单是“费厄泼赖”尚在缓行，“无风度的对抗”多倒还罢了，当下的情状却是，有对抗的无风度，有风度的无对抗，而且后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前者，所谓几十年来知识阶层整体缺钙，当代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类也是众所周知的吧......要不怎么西方人会称呼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呢？

补充：那什么是有风度地对抗呢？且看我的理解。

1、风进得，雨进得，国王的士兵进不得。重庆最牛拆迁户，不爬塔吊，不浇汽油，以宪法为护盾，以信念为支撑，算是2007年最有风度对抗的代表。这是公民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遵守规则，坚持到底。

2、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对抗。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在全国一片共产主义热情的时候，在毛召开的大会上，他多次、公开地不识时务地提出反对意见，与毛泽东激烈争吵，以至于代表们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他坚持信仰，不为所动，他对组织者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儒家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畏权势、坚守信念。

3、周恩来总理外交生涯中的对抗。不卑不亢不极端不示弱不死要面子不放弃立场，在一个极端的年代，周恩来曾多少次凭借个人的魅力与智慧，挽回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尊重之心。这是领袖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卑不亢。

4、圣雄甘地与英国人的对抗。他出生在豪门，留学在英国，他是律师。他受得是西方的、贵族化的、现代化地教育，却选择了宗教感、殉道式的抵抗方式，在暴力革命成为时尚的年代，他的理念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穿了一道缠腰布在乡下演讲，他带头使用手纺车织布来抵制英国产品，他绝食，他坐牢，他最后为了印度的独立与和平献出了生命，后世尊称他为“圣雄”。他的抵抗不是通过暴力达到其目的，而是不同他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这是殉道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坚守珍惜人类生命的原则底线，非暴力。

5、肖申克与冤狱的对抗。他是个虚拟的人物，但他的故事曾经鼓舞、打动过整个星球成千上万个逆境中的青年。他蒙冤入狱被判终身监禁，但在监狱中，他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以自己的智慧以及善良赢得了囚徒们的尊敬，唤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并且，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细心，耗费十多年时间，把狱墙挖穿，重寻自由。这是蒙冤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妥协不崩溃。

6、项羽与刘邦的对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风度，我最钦佩一点，那就是不怨天尤人，玩得起输得起，认赌服输。这是失败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重规则，有担当。

7、中国与日本的对抗，对战争赔款的放弃，对占领的放弃，对战俘的厚待，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恕道。

贝-布托之死与女人政治的爱恨情仇

信海光 — Wed, 02 Jan 2008 12:56:00 GMT

贝-布托昨天遇刺死去了。从手机短信收到这条消息后，我相当震撼，虽然她是一个远方的陌生人，但多少年通过媒体的耳濡目染，贝-布托对公众来说，已相当的熟悉，这种熟悉造成的感觉是，她的死，就象你身边的一个熟人死去一样，因此有些微感伤。对普通人来说，任何公众人物的死亡，都很容易引起这种感伤，这不是由于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关心，而是人类对于死亡的那种普遍的兔死狐悲的情绪。而如果公众人物的死亡又具有非常性、或者有争议的话，这种感伤就很容易演变成震撼，大概去年此时，萨达姆被处死的时候，我也受到震撼，并有博文《把一个公众人物从肉体上消灭》。

贝-布托的死的的确确是场悲剧，她的死亡再一次让人感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事政治事业的高风险性，尤其是女人从事政治的高风险性，透过贝-布托，再看南亚、东南亚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投身政坛的女性悲剧，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说女人从事政治具有高风险性，其实是指，在很多国家，当把政治的机会甚至担子给到女性手里的时候，他只能是高风险性的，甚至复仇性的，家里的男人都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才只能由女性接过担子，继续前进，用爱、恨、情、仇四个字为止形容，毫不过分。

大多数中国人认识贝-布托，是因为他老爸，阿里-布托，这位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创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十年前通过选举执政，试图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实行世俗化乃至社会主义化的改革，但最终由于力有不逮，功败垂成。他一手提拔了青年军官齐亚"哈克，接过齐亚"哈克推翻了他，并把他送上绞刑架。身负家恨，贝-布托投身政坛，想通过合法选举军事强人哈克手里夺回政权，那次贝-布托虽狡计百出，但本来也是希望渺茫，但命运之手帮了贝-布托，哈克做飞机蹊跷失事，贝-布托执掌政权，但治国无方，腐败横行，也就数年之间即被推翻，被迫流亡。今年，贝-布托在巴基斯坦政坛最复杂、危险的时刻毅然返国，头一日即遭炸弹袭击，侥幸得脱。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年英国人离开印度，实行印巴分治，有印度、巴基斯坦两国，后来巴基斯坦又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巧合的是，女人政治这场悲剧，在这三国都有上演。人们最熟知的恐怕就是印度的国大党的甘地世家，第一带是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女儿则是英·甘地，也是印度的总理，她在任期间，以铁腕处置印度的锡克教分离势力，当年，英甘地派了几万人进攻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市的金庙，几千名锡克教徒饮弹身亡。锡克教徒作为印度的精英民族，凝聚力很强，个人素质比较高--以往英国人从印度挑选到海外当差的士兵多是锡克教人（他们习俗是围着大头巾），锡克教人立志报仇，六个月之后，英-甘地被他的锡克族卫兵刺杀。英-甘地死后，他年轻的儿子拉-甘地接过担子，当了印度总理，依旧铁腕，并强力干涉斯里兰卡的内战，结果在一次集会上，与一名献花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自杀攻击女战士同归于尽。拉-甘地太年轻了，子女都未成年，只能他的夫人索尼娅·甘地接过担子，但索尼娅·甘地是意大利人，她只能当国大党的领袖，永远也成不了印度的总理，她将是安全的。

（英-甘地）

与印、巴两国相比，孟加拉国的女人政治则更加惨烈。近十几年来的孟加拉国政治，都是围绕两个女人的相互报复进行。一个女人叫哈西娜，1975年，一群年轻的军官冲进她的家里，将她的父亲、开国总统谢赫·拉赫曼和她的26个亲人全部枪杀，而正在德国的哈西娜和她的丈夫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报仇几乎成了她活下去的惟一理由。另外一个女人叫卡莉达，他的丈夫是拉赫曼总统被暗杀后实行军法管制的首席执行官，在1981年，他的丈夫也被暗杀。两家怀疑对方背后下了黑手，由此结下深仇大恨。在孟加拉国实行军人管理的时候，两人曾经短暂联手，为民主共同奋斗，但一旦民主得以恢复，两人又反目成仇。从1991年卡莉达夫人当选孟加拉首位女总理，孟加拉国就进入两位女人轮流坐庄的时代。1996年，谢赫·哈西娜赢得了大选，但5年后的2001年，齐亚·卡莉达夫人在大选中又击败谢赫·哈西娜。两个女人以及其背后两个家族的斗争，演示了政党政治最恶劣的一面，在孟加拉国，不管哪个政党获得胜利，另外一个必定坚定不移地扮演着“捣乱者”的角色，通过罢工和抗议，来阻挠执政党的正常运作，制造政治灾难，以至国民抱怨：“我们有洪灾和台风，许多人因此而丧生。但齐亚和谢赫比这些更糟糕。”、“两位夫人是我们国家最可怕的灾难”。但人们又别无选择，他们不投票给有领导人被暗杀的政党，就得把票投给了那些组织暗杀的政党。这两个女子都有强烈的复仇心，不需加以掩盖的复仇是她们从政的最大鞭策力，也是感召她们支持者的重要精神武器。当年哈西娜选择的办公室，就是她父亲遭杀害的房间，复仇之心昭然若揭。整个国家都被两个女人的仇恨所裹胁。但到了2007年，情况略有变化，元月11日，孟加拉国由军队支持成立了看守政府并宣布戒严，两个女人都遭到放逐，一个被控谋杀，一个被控腐败，但对于孟加拉国人来说，军人独裁又能比女人政治好多少呢？

（卡莉达与哈西娜）

印度的南面，斯里兰卡，这个佛教之国也难逃女人政治。两年前离任的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她父亲曾是斯里兰卡总理，1959年，他和两个和尚一起被暗杀，在全国一片汹涌的同情浪潮中，她的母亲，也就班达拉奈克夫人被推上政治的前沿，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一跨就是40年。其间库马拉通加长大成人，接过家族的政治接力棒，并与一位著名影星结为伉俪。1988年她丈夫也被暗杀，1999年，她自己也险遭暗杀，并因此失去右眼。库马拉通加夫人最终成为斯里兰卡总统，但几十年的政治角逐中，他的代价是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右眼。值得一提的是，库马拉通加夫人虽然失去了右眼，但她还是做出承诺，死后把左眼角膜捐出。

（库马拉通加夫人）

斯里兰卡完了还有。充满爱恨情仇的女人政治在亚洲，除了东亚数国，在南亚、西亚、东南亚都有实例，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个异数。在菲律宾，我们的华裔同胞科拉松·阿基诺演绎了她的女人政治传奇。科拉松·阿基诺祖籍中国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其曾祖父原名许尚志，1861年到菲律宾谋生后改名许玉寰。许玉寰的长孙就是科·阿基诺总统的父亲。1954年她与年轻的政治家阿基诺结成良缘。在从事政治以前，科拉松·阿基诺曾经是位战地记者。而他丈夫则是位政治斗士、反对党领袖，一直与独裁者马科斯鏖战不止，饱受迫害，他曾被军事法庭宣判尼诺死刑，后被释放，但在1983年，他还是被当局开枪暗杀，这件事情轰动世界，最终使独裁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科拉松只能挺身而出，完成丈夫的遗志。1986年，科拉松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在她的任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军事政变，但由于人民的支持，她终于坚持到退休，算是亚洲女人政治中为数不多的喜剧收场。

菲律宾之后是印度尼西亚。人物是梅加瓦蒂，她是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前总统苏加诺的长女。苏加诺在一场反华反共的军事政变中，被独裁者苏哈托推翻，并终身软禁，梅加瓦蒂继承父志，投身政治，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终于在印尼暴乱、经济危机导致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数年之后，当上了印尼总统。梅加瓦蒂也曾经失去丈夫——一名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他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有缅甸的昂山素季，她父亲昂山将军，当年曾经奋起反抗英国和日本两个殖民大国在缅甸的统治，二战之后继续为缅甸的独立和民主而奔走呼号，被誉为“缅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缅甸独立前一年，昂山在国会开会时被政敌所暗杀。当时，昂山素季年仅两岁。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国料理母亲的丧事，从此投身到反对军政府的政治中，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但军政府对否定了大选结果，并监禁了昂山素季，一直到今天。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赖斯）

贝-布托的死必定会激化巴基斯坦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为已有的仇恨添上一丝血腥，但这次不是政敌之间的，而是民主力量与极端力量之间的仇恨，贝-布托的死会使现有的，分歧中的民主力量、世俗化力量由于兔死狐悲而团结起来。不知道贝-布托家族中是否还有人能够出面接过她的棒子。

纵观这些亚洲的女人政治，总与爱恨情仇有关，对亲人的爱、效忠，对敌人的仇恨，她们的复仇欲望是如此强烈，有时候甚至会以政党、国家、人民为代价去杀伤敌人。记得《围城》里方鸿渐第一次见唐晓芙那一幕，方鸿渐曾发表对女人政治的看法：“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战争。外交也许更复杂，秘密条款更多，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并不擅长打仗。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战争起来或者使用简单的武器，甚至不过揪头发、抓头皮、拧肉这些本位武化，损害不大。无论如何，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到那时候她们忙着干国事，更没工夫生产，人口稀少，战事也许根本不会产生。”可见他还不了解女人，难怪唐小姐不喜欢他。有人说女人政治其实可以很温柔，只要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不牵涉那么多爱恨情仇。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全对，君不见全世界民主国家曾经最有权力的两个女人，撒切尔夫人和赖斯，都以铁腕、强硬著称？

电炉烤鸭和全聚德的招牌

信海光 — Wed, 02 Jan 2008 12:53:00 GMT

从我一个消费者角度看，电脑烤鸭跟挂炉烤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如果它给两种价值不同的产品定了一样的价钱，，就涉嫌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如果它把一个品牌的产品定了两种价格，则是品牌价值的自我贬低。

木柴、炉火、悬挂的烤鸭，这种传统印象可能将被颠覆。近日，全聚德集团总经理邢颖透露：“在北京的部分企业，特别是外埠企业，要强行使用电脑烤炉。电脑烤炉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又简化了烤制程序,实现了烤鸭的标准化和自动化。”

全聚德颠覆传统，自有其考虑。自从全聚德上市以来，就把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连锁店面作为其重要目标，而加快连锁，标准化、自动化生产的问题必须解决，于是电脑烤炉被推上前台。面对电脑烤炉，质疑声来自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在问：传统工艺没了，原汁原味丢了，这还是北京烤鸭吗？

“我们能保证电炉烤鸭也是原汁原味的。”全聚德总经理对味道很有把握。不是有人说电炉烤出来的鸭子没有果木挂炉烤出来的那股子果木香吗，全聚德可以将特制的天然果汁提前喷涂在鸭胚上。

我对全聚德用电脑烤炉烤出的鸭子在味道上没有什么怀疑，即使有些微差别，对于人类的味觉来说，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如果全国那么多烤鸭店都用了电脑烤炉，设定了一种程序，烤出了一样味道的鸭子，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全聚德呢？全聚德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除了正宗的味道以及丰富的历史传统之外，还有从制造到食用整个过程所给予的表演性和仪式感，这种表演性与仪式感就包括挂炉、果木、师傅的亲手操作以及烤制过程中的不停调整等等，现在给换成电脑烤炉，味道可能依旧，但这种仪式感却荡然无存。可以设想，以前国外电视里推介中国美食，首选的是北京烤鸭，老师傅一表演复杂、讲究的制作过程，韵味无穷，引来多少洋食客？如果改成拍摄一长溜电烤箱以及流水线上的无数鸭子，魅力自是大打折扣。

实际上，有很多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比传统手工制品质量更好，样子更漂亮，但价格却仅仅是手工的几分之一？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大有不同，电烤炉的鸭子千篇一律，而手工烤鸭每一只都是为食客特意制作，凝聚了师傅的心血心力，这些独特性以及心血心力，正是全聚德品牌的含金量，也是顾客在全聚德买单的重要理由--就象顾客为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比如意大利的手工皮包，瑞士的人工名表买单一样。现在在全聚德吃一桌全鸭席要7000元，里面人工要占价值的一多半，改了电脑烤制后，几只或者几十只鸭子还能卖7000吗？物价局是不是要查一查？

老字号要迅速扩张，但限于人力物力只能求助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这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在舍弃立足之本。或许全聚德眼红人家KFC、麦当劳的规模效益，你卖鸡，我卖鸭子，都是卖家禽的，凭什么你开遍全世界，弄了上万家，我却只能立足北京？问题是，全聚德与肯德基根本就两种不同饮食范畴，前者是中华美食的代言人，而后者是快餐文化垃圾食品的领头羊，全聚德硬要放下架子去搞规模化生产，那是向垃圾食品靠近，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架子丢了，价格倒了，规模却上不去。

说实在的，按全聚德的目标看，是要在2009年前开设门店达到100家，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为直营店。从全国城市数目来讲，这个要求看似不高，但如果都用传统工艺制作的话，却也不大现实---即使推行标准化，也未必能做好。麦当劳、肯德基是标准化的祖宗了，在中国也是多年仅限于大城市，在地级市市场一直很谨慎。全聚德这次以电脑烤炉为手段迅速扩张，实际上是在拿一百年积累的金字招牌为注进行一场豪赌。按常理讲，全聚德完全可以推出子品牌烤鸭，主打电脑烤炉工艺，而原汁原味的传统北京烤鸭则采取稳扎稳打（甚至故意保持其稀有性）的市场推广策略，这样虽然速度会较慢，但肯定安全。而全聚德的冒险则在于把金招牌用于一个低端新产品---从我一个消费者角度看，电脑烤鸭跟挂炉烤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如果它给两种价值不同的产品定了一样的价钱，，就涉嫌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如果它把一个品牌的产品定了两种价格，则是品牌价值的自我贬低。对企业来说，品牌无小事，可口可乐当年仅对老配方进行了些微改动，就曾引发市场灾难，全聚德这番对传统生产工艺大动手脚，对老顾客来说，可能意味着改变他们的习惯，对新顾客来说，可能意味着破坏他们的向往，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章引用自：

“家电下乡补贴”能否撬动农民的钱包？

信海光 — Wed, 02 Jan 2008 12:52:00 GMT

可千万别小看了农民弟兄的智慧，他们在买东西方面甚至可能比城里人更双目灼灼，直逼本质问题，城里人或许还会被各种无用的功能唬住掏腰包，农民弟兄大多数就认两点：价格跟质量。这两点搞不好，再怎么补贴，人家也会骂娘的。

12月22日，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宣布，旨在扩大我国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工作将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率先试点。三省农民将可以买到专为农村市场生产的限价家电产品，同时还可以从财政部门申领“家电下乡”补贴。补贴产品是由中标企业按协议生产的，贴有“家电下乡”专门标识。争取元旦前后上市，按产品销售价格的１３％予以补贴。三省农民可以凭户口簿、身份证

为什么对动物实行人道主义不是“伪善”

信海光 — Tue, 18 Dec 2007 17:52:00 GMT

尽管当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公正或不平等的事实，还有庞大的弱势群体，但对动物的关怀与对人类的关怀并无对立。这与“伪善”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一些对自身生存必须的最普遍价值观的维系。

12月16日，“中国人道屠宰计划启动仪式”在河南举行。人道屠宰广义上讲就是包括动物的运输、装卸、停留待宰以及宰杀过程，采取合乎动物行为的方式，以尽量减少动物的紧张和恐惧。从2008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人道屠宰培训。目前，中国的人道屠宰草案已经起草完毕。
河南的启动仪式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道屠宰”的概念，也是国内近期在动物福利方面取得的最重要进展。据查，我国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寥寥可数，且多为原则性条款。目前还没有一部有关动物福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出台，上一次进展是2005年北京市颁布的

击毙小偷，还是放过小偷？

信海光 — Mon, 17 Dec 2007 09:17:00 GMT

看到一些人对小偷“死不足惜”的不宽容态度，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话“窃国者为诸侯、窃钩者诛”以及使之成立的现实土壤；我不禁想起《悲惨世界》开头那永远令人感动的一幕

据报道，12月15日凌晨，昆明某小区发生入室盗窃案，民警接报后，前往抓捕嫌犯。嫌疑男子被民警发现后，加速逃窜，"在多次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民警果断开枪将其击毙"。
近期发生的警察击毙嫌疑人的事件这已是第三起。其他两起分别是12月2日案发的河南宝丰县人武部枪械库管理员张红宾偷窃冲锋枪杀人潜逃被击毙案、11月13日发生的广州某医院副教授尹方明在接受警察盘查时与警员发生争执被击毙案。这三起案件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警察可以开枪。从网民留言反馈看，三案反响很不相同，对于宝丰案，人们态度基本一致，都认为嫌犯被击毙罪有应得;对于尹方明案，质疑警察开枪是否慎重的声音占了多数；但对于小偷被击毙事件，网民们则有两种声音势均力敌，除了质疑当事警察的声音之外，不少人对开枪表示赞同，称“击毙的好”、“死不足惜”、“没被贼偷过吧，希望下一个被偷的是你家，然后你就知道他是否该死了！现代东郭先生”等。
由于现场环境复杂，在没有有关部门具体调查的情况下，旁观者无权指责民警开枪打死小偷的行为是滥用职权。但民警是否应开枪本身确实也值得探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规定：在当事人可能危及民警或公众的生命安全或者可能对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开枪。一个仓皇逃窜的小偷，是否可能“危及民警或公众的生命安全或者可能对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呢？
尽管嫌疑男子在被抓获之前已被击毙，但凭借已报道的事实来看，他多半确实是个小偷，面对一个小偷，开枪，则有可能将其击毙，不开枪，他可能会流入社会继续盗窃，开枪不开枪？孰轻孰重？在少一条生命与多一个小偷之间做取舍，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多半宁肯选择后者--不能因为一次盗窃就永绝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有人知道这小偷是初犯还是惯犯，是不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已犯罪--即使是个惯偷，他也只能承受应得的惩罚，多一分都是对法律的亵渎，更不用说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警察被允许对一个逃逸的小偷使用枪械而不被质询的话，那么，一个逃逸的交通违法嫌疑人、一个逃逸的打架斗殴嫌疑人甚至无关的旁观者都有可能面对实弹或者流弹的侵害，这关及行走于阳光夜空之下或者阳关大道之上多数公众的利益。因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才道：“警察开枪的权力来自人民，须慎之又慎”，“只要能起到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作用，警察使用的武力越小越好，能不开枪就尽量别开枪”。

从副教授被击毙众人鸣不平，到小偷被击毙网民喝彩，也暴露露出一些人心底的暴戾与不平等思想，尽管他们显得嫉恶如仇，但还是把人的生存权与社会地位或者利用价值挂上钩，副教授对社会价值大，则需要更多的生存理由，小偷行为有悖于主流价值观念，则“死不足惜”，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不但是讲任何人要平等地面对法律制裁，也指要平等地被法律保护，从这个角度讲，小偷与副教授有什么区别？
看到一些人对小偷“死不足惜”的不宽容态度，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话“窃国者为诸侯、窃钩者诛”以及使之成立的现实土壤；我不禁想起《悲惨世界》开头那永远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狱的冉阿让偷了收留他的主教家的银餐具，被警察捉回主教家对证，主教笑道：“是我送给他的……可是兄弟，你怎么会忘了拿走这两支银烛台呢？”8年后，被放走的小偷---冉阿让成了一位好市长。

中国富人成为绅士的几个必要条件

信海光 — Mon, 17 Dec 2007 09:16:00 GMT

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当代人嗟叹的常用语，此代人总是对前代人具有的、现在已经遗失的某些美好品质百般怀念，类似的还有贵族精神、侠义精神、君子精神甚至雷锋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它们都越来越少，因此才日显珍贵。

最近有个时髦的话题，叫中国富人如何能够成为绅士？还有本书，叫《像绅士一样生活》，据说，是一个英国人专门写给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的，讲真正的中国绅士应该如何如何......

说实在的，如果绅士仅仅解释为风度或者礼仪，那倒还好说，参加个宴会什么的也偶尔能遇到个把当代绅士，但如果把绅士当作一种人，或者一种品质，我对在此代中国人中产生绅士的可能性不抱奢望。

什么是绅士此处略过不提，也提不清楚--如果您认为绅士这玩意对中国人没用更不用提（请略过此文），且先假定命题，按笔者臆想说说咱们不具备的几个个必要条件吧。

首先是家世，说家世或许太长，也可以称为家教。俗话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时间，贵族虽说比绅士更为珍惜一点，但至少都得讲“培养”俩字儿，绅士作为一种气质或者教养，从哪里来？愚以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很难自学出来，那是培养出来的。而且，这种对今天中国人来说堪称奢侈的气质，还相当娇贵，须有相当的环境才能培养成功。稳定是一个关键，稳定的家庭，稳定的时代，稳定的家乡环境都很重要，比如上世纪初期的著名绅士、也是鸟类收藏家英国的罗特希尔德男爵二世，一生都是在白金汉郡特林镇他们家厢房的育儿室里度过。使用的家具也都是从小就一直使用--包括他睡的床也是他小时候睡的幼儿床......绅士一定是传统的。

这个例子或许有点极端,但与中国现状及历史却形成明显的对照--中国最缺的就是传统。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流离失所，上下动荡，经常是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容不下，更何况教养绅士的育儿室？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土壤早被几次大革命扫荡一空，而新社会却仍在变化当中，谁有功夫教养绅士？在国外，你会经常遇到孙子在经营爷爷传下来的咖啡店。而在中国的城市里，估计已经很难找到几十年稳定不变的家族了，在乡村里，这类社会形态也在瓦解。无恒产则无恒心，自己的事儿都拿不准，谁还有心思教养绅士？

除了与出身相关的家世，还有后天的教育。近几十年中国人所受到的教化中，最最匮乏的就是人文教育，中国人最匮乏的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纵观中国的各种富人，不外是暴发户、草莽英雄、学商、红顶商人、海归等几种，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相信斗争理论与强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推崇彪悍的人生（当然现在还是有些变化了），却匮乏绅士们所应具有的、人文精神指导下的悲天悯人之情、公众道德意识、公共服务观念。

有人讲国外的绅士与中国的君子有其共通之处，其实，绅士这词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所谓士绅吧。以前中国农村介于王权与农民之间那一层，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下，他们是中国传统中最具公共道德意识、公共服务观念的一群人，可惜这群人早随着社会的变革被历史荡除的一干二净。古代有句话叫“为富不仁”，反面理解，就是“为富当仁”，“仁”这个概念算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之一了，什么绅士要讲的人文精神、公共道德意识、公共服务观念都在“仁”字覆盖之下，现在的富人有几个受过“仁”的教育，体会“仁”的精神？这里倒不是替孔家店做广告，实际的意思是想说，单纯靠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特色那么强烈教育，不但中国人培养不出绅士，美国人也不行，小布什算是时代豪门了，那种教育之下，谁会说他是个绅士？

再一个是绅士的心态。我以为，只有自信、自足的一代人才会盛产绅士。绅士们在稳定、平和的环境下成长，对外来有肯定的预期，对自己有十足的安全感，这个时候，才能神定气闲地发挥绅士风度、释放绅士气质，甚而悲天悯人，服务公众。而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安全感，我们这代乃至下几代人都将是充满危机感、不安全感、不满足感、焦虑感、对未来不敢确定的一群，这不单是对一般群众讲如此，对富人也一样。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中国人的沉浮太速了，有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扶梨黑手翻持笏,吃肉朱唇却吃齑。先别说什么社保养老之类奢侈问题，就是在保证人的生存权、财产权等切身利益方面，近100年的中国从事实来说也做得太差，从制度来说漏洞百出，富人们都未必有十足的安全感，搂钱都来不及，何谈做什么绅士。

还有对财富以及权力的认识。以前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富人为什么不爱慈善，我的看法是，除了中国富人们自身缺乏安全感，还没顾到慈善之外，富人们对金钱及权力的认识也与现代主流社会不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许金钱是万能的，但肯定不是全能的，人们都能认识到金钱以及权力的边界，所以比尔盖茨在赚足了钱以后会想到捐出去--他知道钱就那么大用处，再多也有其边界。但在中国，金钱以及权力的边界却远未理清，金钱的用处太大了，多一分金钱就多一分权力，怎么能轻易捐出去？这一点，俄罗斯的寡头们的想法跟中国富人非常相似--他们也不爱捐钱。

也就是说，绅士们不但有家世、教养以及财富的基础，而且，要对财富与权力有清醒的认识。绅士们不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这种人，没有长期而肥沃的宪政法制民主精神土壤，也培养不出来。

说到这里，我想您也看明白了，如果把绅士当作一群贴着礼仪、风度标签的新富人士，中国几个高校完全可以开高价班培训几批出来，而如果要寻找那些具备真正教养与精神的绅士，在当下的中国，可说难之又难。按我的预测，这种人要在中国国家安定团结政治现代文明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复兴开放一百年之后方有可能量产。

话又说回来，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当代人嗟叹的常用语，此代人总是对前代人具有的、现在已经遗失的某些美好品质百般怀念，类似的还有贵族精神、侠义精神、君子精神甚至雷锋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它们都越来越少，因此才日显珍贵。然而，从适者生存的角度讲，它们是被新时代所淘汰？还是内核依旧只换了衣装在人类社会继续传承？如果是前者，绅士的消失则是世事发展的必然，全世界皆如此，不独为中国之憾；如果是后者，只要那群人在，即使不叫绅士又如何？

手心手背都是肉

信海光 — Mon, 17 Dec 2007 09:15:00 GMT

哪怕仅从公平角度讲，也应处理好这部分利益关系,毕竟，房子不管是小产权还是大产权，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是财产性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是人民，城里人也是人民，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2月11日，国

工会主席不是什么中间人

信海光 — Tue, 11 Dec 2007 11:02:00 GMT

近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职工有组建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经营管理者不得兼任工会主席、副主席职务；企业单方解除工会领导的劳动合同，需征询上级工会意见等。《办法》还规定 “工会有权就职工劳动权益等事项，代表职工与单位进行集体协商”。
广州市《办法》的出台，可谓是适逢其时，应声而出--最近的很多时事都与工会有关系，从华为的“万人辞职事件”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再到刚刚落实的职工带薪休假政策，凡提到维护劳动者权益，人们总忘不了工会的存在，希望工会能够在今后的劳动者维权事业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国家的人”，基本不存在劳资问题，职工普遍无权可维，即使有问题也是找党组织，以至工会地位偏弱，从当年民间形容工会职责的顺口溜可窥一斑：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谋点福利，搞点游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劳动关系日趋复杂，作为职工“娘家人”的工会本该承担起更多的维权责任，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长期工作“惯性”以及目前《工会法》存在一些欠缺操作性、法律责任不足、不够具体等问题，工会维权的腰杆扔嫌不够硬，而广州此次通过的《办法》，显然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工会要腰杆硬起来，首先要明晰自己的定位，《办法》规定，“经营管理者不得兼任工会主席、副主席职务”，是指工会主席不能与单位管理层有攸关利益。可想而知，如果工会主席由企业负责人兼任，在涉及企业与员工利益取舍的问题上，该主席将很难做到秉公处理，而职工在维权方面，也很难信任该主席。这种情况下，出现企业在劳动争议诉讼中派工会主席为代表与职工对簿公堂的滑稽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在工会主席身份定位上，他不但不应与企业一个鼻孔说话，甚至也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中间调解人--在某些时候，他甚至可能要站在资方或者某一级政府的对立面。工会必须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旗帜鲜明地替劳动者说话。
工会要腰杆硬起来，还应该在经济上与资方撇开关系，以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比如，工会主席的工资尽量不要由资方来发放，工会的经费不要由资方拨款（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一律按工资总额2%拨缴工会经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去年，工会主席这一职位作为新增加的管理类职业(工种)，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出的平均工资指导价最高为85027元/年。享受企业如此高新的工会主席，不知道在为职工维权方面还能否挺直了腰杆说话。

在工会主席经济独立方面，北京做得比较好，今年八月份，48岁的工会劳动协管员刘振平就被直选为石景山苹果园街道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这是北京市首次进行小企业工会主席直选，新当选的刘振平将接受所有工会会员监督，工会会员也有权力直接罢免他。而刘的工资则由政府财政统一支付。我以为，更理想的情况是，工会管理者的工资连政府财政都不要碰，而是靠工会会费支付，由劳工养活，才能尽心为劳工办事，体现劳工的力量。
执政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建设相比，我们的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而在改善这些与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方面，绝对离不开工会的努力与支持。单位不给带薪休假怎么办？物价在跑，工资在爬怎么办？都别忘了找工会。

价值5000美元的国民素质

信海光 — Tue, 11 Dec 2007 11:00:00 GMT

在近日于广州举行的一个名为“繁荣旅游市场，共享和谐出行”的论坛上，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表示，他曾亲眼看见美国自由女神像脚下被刻上“XXX到此一游”等几个中国文字。他称因为中国游客不注意自己的行为，国外已经对国人存在偏见，希望市民提高自己的素质，改变这种状况。不少媒体纷纷对题刻事件发表了评论。

从8月份外交部网站发布2007年版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提醒国人出国后“不要大声说话”，到上周的中国游客华尔街骑牛，再到今次的自由女神像题字，这已经是媒体以及公众对国人出游素质问题的第N次关注，立场都大同小异，继续掀起“国人素质大讨论”，正所谓，素质讨论，常抓常新。

不知道别的公众还有没有兴趣参与或者了解这样的讨论，反正我是已经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先不去深究是不是“外国人也骑牛”或者“外国人也提XXX到此一游”，我们且把前提统一设为“这些都是不文明现象”，即使如此，有没有必要连篇累牍的讨论这类问题？就说这四处留字的不文明现象，从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指肚里题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以来，便渊源流传于中国人生活中，其所到之处，连八达岭长城上都“几乎没有一块砖上没有字,以至于后来者再想刻字时已无处下笔了！”怎不见媒体或者经常性地谴责一番？难道逻辑是：在家里丢人行，丢人到国外就不能容忍，抑或在家里不算丢人，到国外就是丢中国的人？

尽管我非常理解表达愤慨的网民及媒体的拳拳爱国之心，但还是想轻轻劝一句，国民素质这种事情，提倡是必要的，但着急是没有用的，也没必要着急，不妨一切以平常心待之。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说道德无关乎贫贱的话，礼仪，也就是文明素质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个习惯与交流学习问题，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这里可说随着出国的次数增多）自然而然就会有的。想当年，中国台湾省居民、日本人刚刚富裕那会儿，出去旅游也是大呼小叫，饱受诟病，等富裕程度增加，旅游次数增多后，也没什么人讲他们文明素质低了---倒是道德问题不好解决，比如那些表面文明礼貌，彬彬有礼，既不骑牛，也不留字，却干着买春游勾当的某国游客。

处于转型社会的经济狂飙突进中的中国，其社会心理其实与其他国家没什么大的区别，2002年的韩国世界杯前后，当地报纸曾经发过一篇社论，名为“价值5000美元的民族主义”，言道，中国民间有些民族主义情绪不足为怪，很多国家在经历5000美元时代时，都会有民族主义情绪产生，等到1万美元、2万美元时代，民族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全球视野的大国心态。我想，中国人目前的素质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5000美元（可以出境游客的收入大概计）的国民素质时代。

我不是外国人，但我试着揣摩过作为一个外国当地居民看到成群结队的、敢于花钱的中国游客表现粗俗时的心态。那就跟我在北京坐地铁时遇到的情形一样，车厢里静悄悄的，突然上来几个外地商人，他们提着大包小包，大声地说笑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车厢的气氛被打乱了，我不会鄙视，也没有厌恶，只是皱皱眉头，无奈的笑笑：他们刚来到这个城市，还不懂这里的习惯，但来得多了，迟早会变得跟大家一样。自己刚从外省来京时候，同学少年，呼朋唤友，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