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十四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5年10月，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四十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上海《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他和胡政之也是这时才认识（虽然他们同在日本留学，却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在康心孚家。三十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 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庾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8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19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张季鸾君主持上海《中华新报》，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惜该报拙于经营，无法展其所长。”胡政之后来也多次对徐铸成等说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份，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弦外之音是《大公报》之成功主要是他经营有方。实际上，《大公报》不仅是他俩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浸透了全部编辑、记者的心血、智慧与汗水，这是后话。
1924年，《中华新报》终因经济拮据停刊。胡政之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他只写过几篇时论，认为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瘾。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 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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