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那一天。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所以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他在《归乡记》中说过：“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他后期和蒋的关系恐怕就有这种报恩思想在内。
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当晚就给张季鸾、王芸生写信，《大公报》第二天即安排发表。第三天，张季鸾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他去世后周恩来等称其为“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等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大公报》提倡让人民说话，为社会负责，促进社会改革，承担社会责任。每年一次评全国最优秀的文学家和和科学家。老舍就曾获奖，奖金是5000银元，当时张的工资是200银元一个月，可见他们对这两项奖的重视，老舍是赶牛车去拉的银元。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三十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斯人已去，《广陵散》嘎然而终，随着时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只有那些倾注了“文人论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历史的断裂处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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