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等到吴鼎昌入阁，尤其《大公报》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后，他们的往来更加频繁。青年党的左舜生说他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即使在和蒋介石的“蜜月”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蒋没有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而是以“国士”待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正是他始终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虽然一无显位、二无巨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痕。
虽然他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31页）但同时他也认为“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如人意”。至于抗战胜利以后，他指出“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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