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5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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