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5日，他主持的《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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