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种报刊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行人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万国公报》从1868年初创刊起，到1907年12月停刊止，四十年间(中间休刊五年多时间)从周刊到月刊，总共发行九百七十七期，数量是惊人的，其传播的信息量也同样是惊人的。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万国公报》脱不开干系。虽然《万国公报》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但却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最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
1889年《万国公报》再度复刊后，直接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数盈四五万”，“几于四海风行”，创下了早期中文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七千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期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
因此，如果说文化传播离不开相应的传媒，那么，像《万国公报》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十分值得研究。
自创刊以来，《万国公报》便不遗余力地传播西学、新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许多中国人都是通过《万国公报》上译载和撰写的文章，了解到声、光、化、电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从而产生思想的裂变。典型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士人，张季鸾就是从这张报纸了解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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