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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者: 请问《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张季鸾对蒋界石的知恩涂报？
有一位叫xiaojing的网友，1月7日给我来信问《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因为张季鸾对蒋介石知恩图报？我根据看过一些资料做一下说明。
在讨论《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原因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大公报》是不是“小骂大帮忙”。
《大公报》老报人曹世瑛在1996年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曾发表一篇文章《<大公报>与胡政之》，文中提到：“‘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报纸上，时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的一二年。”
“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概括出‘小骂大帮忙’。” 曹世瑛还在文中说：“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我相信曹世瑛先生对“小骂大帮忙”“身世”的客观陈述应该没有问题，但我很怀疑他关于这句话“概括准确、广为流传”等评论的真实性。据我所知，“小骂大帮忙”是在被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定性”以后才广为流传的，而且这种“定论”在建国后一直成为主导的评价。
1945年11月21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新华日报》的社论虽是陆定一“操刀”，但肯定代表毛、周的态度。建国以后，毛还当着总编辑王芸生说过。在1960s，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有“小骂大帮忙”，或“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这档子事，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
这似乎成为后来人们普通认为，解放前的《大公报》就是“小骂大帮忙”最有力的证据。但谁都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王芸生先生那样说肯定是违心的。由此可见，“《大公报》就是‘小骂大帮忙’”，这并非定论。
只是认为“《大公报》就是‘小骂大帮忙’”的人，后来成为国家机器的掌权者，并利用国家的宣传机器不断地向民众传播这种观点，包括在新闻教育里。而那些并不“以为然”的声音很少，几乎被淹没了。于是观点接近为定论。
至于说：“《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是因为，张季鸾对蒋介石知恩图报”。这也有些牵强。张季鸾先生在1941年就去世了，《新华日报》在1945年才给《大公报》“定性”，这时的总编辑已经是王芸生先生，难道他也是对“蒋介石知恩图报”？
我以为，张季鸾、王芸生一以贯之的不是“小骂大帮忙”，而是张季鸾先生在新记《大公报》第一期中提出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四不”方针。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秉持报人的操守和良知对社会发声，他们批评当局也批评中共，被两方攻击。于是，发表了报社自由主义的立场。
最后，我引用学者刘然、闫翠的论文《客观主义的幻灭和<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的一段话。“‘小骂大帮忙’曾经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的评价。然而检视《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不难发现，《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小是困难的。”
“《大公报》的历史作为并非是‘小骂大帮忙’寥寥数字可以盖棺定论的。给《大公报》带上‘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是一种政治上的简单化思维的产物。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用这种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简单化思维来给《大公报》一个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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