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4月09日
    桌上花瓶中,有一支花在招摇,如火如荼,曼舞轻歌,伸出纤巧的指尖象飞扬的焰火,翩然欲起,挥发着清淡的香气,昭示她的生命之中刹那的风华,宛若青春之祭。一张生日卡片倚在瓶傍,白底上有青色泛黄的照相,一位年轻的母亲蹲着或着说半跪在小孩的面前,在为孩子系鞋带,只给了她的一个侧影,面庞上浮现着温暖的微笑,爱意溢出来,流淌到我的心间,对女性母爱的通感,让我的倾心一阵蠢动,烧灼心房,跃跃欲试。


    你还在期待什么呢?你酿造的酒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它只留下淡淡暧昧的余绪,让你总是不能不忍再次撕开它,怕见伤痕。虽然初恋我们充满真挚情义,但它总是太热烈,太年轻,熊熊燃烧之后,只见灰烬已慢慢变冷,慢慢隔膜;当爱已成故事,玩味着一丁点儿余绪,看着它变冷。

2005年04月08日

渐感春日怅,遂有秋士悲。遥忆千里故园傍天山:大漠孤烟,苍茫戈壁,黄尘扑面,一川碎石大如斗!叹朋辈星散,书剑飘零,自是一番风雨,直教人生长恨水长东,早生华发!

意气复作鸣,何苦吟大风,倚天拔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回肠百转天欲曙,一曲任侠付梦中——

2005年01月07日


        袁祖铭军东逃之后,遵义等黔北地区,显然空虚,黔军后起之秀的周西成,原来只有两营的兵力,他扩充为四个旅,自称靖黔军总司令,进驻遵义等县,有乘虚进扑贵阳的态势,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唐继虞,派廖月江率师北进,防守乌江南岸。
        贵州当地有一俗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地老百姓生活艰辛从这话里可见一斑。我部到距贵阳五十华里的扎佐,休整了一天。这一个晴天的早上,我拿了一套灰布衣服让邻近的老妇人洗。晚饭后,我去取衣服,却只有裤子,上衣不见了,我问她要,她很焦急的样子,唔唔地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先是很冒火,要她赔偿,她却哭了,我看她赔也赔不出,我想她也很可怜,就没有叫她赔衣服,连袜子也送给她,她惊疑地接下袜子,还是连话也说不出来。我不再说什么,径直走回连部。
       到了息峰,我们又休息了一天,听说县城东面不远,有一个玄天洞,我就和孙益年一起去游览,洞口在不大的山脚下,四面树木稀疏。洞不很大,但收拾得非常干净,洞里住着一个老道士,有五十多岁,长须及胸,面貌俊雅,很有些仙风道骨,他招呼我们坐下,不多一会,他煮了两碗面条给我们吃,还端出两样素菜,味道却很好。吃完了,我给他两角钱,那时在贵州两角钱可以买一只鸡,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收,我们表达了歉意,只好谢谢他告别。
        在息峰休息的那晚,一个同事,约我父亲到一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寡妇家中抽烟,他要我父亲纳这寡妇为妾,我父亲谢绝了。他又去约廖月江到他家抽烟,廖一见钟情,遂留宿她家,第二天就用滑杆抬着她上第三位姨太太的住所去了。
廖部布防乌江南岸,防堵周西成袭击贵阳,我连被派去守渡口,渡口上面有几家人。渡口在茂林修竹之中,风景优美,一天我买了一只鸡,约了四五个士兵同吃,后来的几天,轮流象这样会餐。
         一天夜间,有个下士兵班长秦某,乘他们担任连部警卫的机会,约了六个士兵携械逃走了。这个秦某先前在行军途中,曾奸污了一个民妇,我曾经集合全体官兵,重重地打了他一顿军棍。我接手连队后,没有抓住时机对士兵进行教育,也没有对士兵严格控制,出了违犯军规,士兵逃跑的事,深感后悔自责。
        这时,我连只有三十多士兵,陈副营长也没有再招集人来,我连就归并到其它连,我就调到司令部当上尉副官去了。
        我分析这次事件,秦为什么会组织小规模的逃走?因为他们是陈副营长约来的,非亲即友,陈久去不回,他们要携械逃回去找陈。其次他们参加了廖部后,别说升官发财,连薪饷都领不到,生活很苦,又有作战被打死的危险,他们很不安心,所以挺而走险,回家去找出路。后来,听说他们的枪支在途中被其它部队缴了。他们只落得乞讨回乡的可悲下场。


       在小学时,我结识了罗世藩、邱宗洛和韩济光,到省师又结交了耿希贤,我们相约去当军人。我们相应分道扬镖,各自努力,我们不争当领袖,争取取得一省的政权,我们都到他部下,先把一省治理好,再图进取。目的是救国雪耻赶走帝国主义。我很爱科学,但想到在旧中国即使掌握了科学,也不会有多少用处,而且还不免受到压制。
        一九二二年冬,我父亲在廖月江纵队当参谋长,廖月江先是滇川边界雷、马、屏边区警备司令,我父经过该地,被廖约去当参谋长,警备部撤销后,他们同到昆明,他向唐继尧都督游说,唐任命廖为滇黔联军、游击军第一纵队司令,拨了一个省军的分统(辖四个营)给他做基干部队,到师宗驻扎,正在招兵买马,已招收得王保昌当第五营营长,刘少清当第六营长。
二三年初,我要求我父不再进师范学校,加入该纵队。我向他要求,约罗、邹、韩、耿去当军人,创造新武力。父亲对我说:“你不要认为你几个同学,就是天下英雄,不要约人,你先一个人去干,等有了基础再约其它人。”到了廖部,我父却叫我去当文书上士,我很不满意,恰好遇见成德中学毕业的同学孙寿昌(字益年),他介绍我到王保昌营当了中尉差遣。这时唐继尧已准备秘密侵占贵州,我便跟随唐继虞、张伯群两军进兵贵州,去打贵州军阀袁祖铭。我所在的廖纵队编为总预备队,我们很多日子是全速行军,以便支援前锋。
进入贵州以后,有前任都督刘显世的一个旅在黔西响应我军,所以张唐继虞、张伯群的部队,没有遇到阻击就渡过天险花江河,接着张部打下要隘黄果树。黄果树正面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东进,道路前面构筑了铁丝网,后面布置了八挺重机枪。张伯群军第三纵队指挥孙渡督队向袁祖铭部队发起攻击,我军英勇冲锋,死伤惨重,孙渡自己也负了伤,卵子被打掉一个。张伯群督师前进,前仆后继,率部打下黄果树。
我们夜行军赶到该地以东的街面村庄,张部正在装殓和掩埋阵亡官兵百余人的尸体,我们纵队都是才纠集来的新兵,见了这个场面都感到毛骨悚然。
到了安平县,距离贵阳只有约一百公里。如果安平守不住,贵阳也就站不住了。袁祖铭派他的主力部队彭汉章师共六个团,死守安平。滇黔两军在这里死战,我方冒着枪林弹雨,几次冲锋,最后张伯群手下的部队,因伤亡惨重,已有些动摇了,张亲临前线督战,并向部下大声扬言,廖纵队赶来支援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于是士气大涨,向黔军阵地炮轰枪击一阵,即奋勇发起冲锋,火光耀眼,杀声震天,彭汉章见势头不好,只得指派一个团掩护,其余残兵败将狼狈溃退。
         安平一战惨遭失败,袁祖铭再也没有勇气抗拒滇军,只好放弃贵阳,率其残部向川边逃走。
        几年之后,北伐军兴,蒋介石委袁祖铭为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王大培、彭汉章扩编为两个军,盘踞湘西。唐生智忌恨袁祖铭占据湖南地盘,密令其旅长周澜袭击袁的指挥部,把袁打死。
        我们驻在贵阳的三元宫进行整补。王保昌营一、二两连的连长在战役中都畏缩落伍,逃加云南去了。副营长陈桐兼第三连长,到了贵阳,他也借故回云南再招集部队去了。于是到了贵阳,王营就缺额三个连长,王营长对我说,三个连的士兵都争着要你去当他们的连长。这是因为行军途中,我和士兵们很接近。驻军羊肠营的时候,正值隆冬,士兵们烤火时,我去和他们坐在火边谈过两次心。当时部队只有伙食,还未发饷,有的兵病了,我就给他们两个半开,去买药治病。我做到放下官架子,和他们在一起,也能尽我的微力,解除士兵的疾苦,因此我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感情很好,这些情况,他们后来也对三连的士兵传播,所以三个连的士兵都向王营长报告,要我去当他们的连长。陈副营长回云南时也托我代为照拂三连。所以我对王营长说:“一、二两连是营长的部队,比较好办,第三连是陈副营长召募来的,别人去当连长,恐怕不好办,我愿意到第三连去。王营长勉强同意了,我就到第三连,以后我才察觉到,王营长对第三连,有心吃掉他们,好把他们的好枪据为己有。我去三连,打破了他的阴谋,他就对我痛恨,但也不露声色。途中宿营,有几次王营长也要我去集合全营官兵点名,训话。

2005年01月06日


         省立第一师范时有校长一人,教务主任一人,教师近二十人,学监二人,校门稽查二人,学生有五个班,近三百人。
         校长秦光玉字朴庵,道德文章,是当时有名之士。龚自知字仲钧,北大毕业,教我们的国文和英文。在讲堂上英文原本讲文章学,一面翻译一面讲解,我记录了下来,经校正后陆续在校刊上发表。他讲课生动活泼,吸引力很强。刘纯武教数学,这是一门比较机械的课程,大多数人很不感兴趣。他讲得很有办法,能引据演数,绘声绘色,我们不费多少功夫,就能入门了。他从北京高师毕业回来,给我们讲五四运动的情况,许多可歌可泣振奋人心的故事,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他讲课很认真负责,有时候讲得口干舌燥,他停下来一会儿,喘几口气,又继续讲下去。在讲课中他也大致讲到共产主义,他写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大字在黑板上,稍停一下,他就擦掉。因当时军阀也是反共的,他们说共产主义是毒蛇猛兽,共产共妻。他写的八个字,我们认为很好,不胜向往,时隔六十多年,我到如今仍记忆犹新。
         王云九名秉章,号菩提大将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和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是同班同学。这个时期,他担任省师和省中等校的武术教师,他教我们学形意拳,又叫岳家拳。我在正课之外,又阅读《孙子兵法》、《步兵操典》、《欧洲大战史》,凡是我能找到的兵书,都毫不遗漏地阅读。他大概知道后,对我十分嘉勉。后来他在张伯群第十军林秀生部当参谋长,此公为师瘁于教,为官惠于僚。我父亲夜间行军徒涉过河,死于板桥镇,身后异常萧条,无法收殓,他和林说了情况,林赠给国币九元,才得以买两丈白布,把尸体裹起来,装进四块板做的棺材内,发回师宗,这是后话,对他我至今还留谢意。
        王孟怀先生,泸西县人,他讲伦理学,他从来脱稿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可以不用吃肉,豆腐里含有很多蛋白质,用一点油烩出来,又有了脂肪,再吃一点青菜,营养就够了。
       李子廉先生也是北京高师毕业,他上历史、地理课,他讲到汉、唐、元、明,我国文化发达,国势强盛,听得我们眉飞色舞;讲到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列强犯下一系列的罪行,听得我们怒气填膺。这坚定了我投笔从戎,誓雪国耻的决心。刘先生上物理化学,他很认真地讲课,并鼓励我们多作实验,直观教学。


         一九二一年冬,我寒假回家。一天我和奎士、学士两弟,守先、光宇两侄,到山龙李老表家去吃喜酒,不料走到大堵西面小山上,跳出一个青年土匪,用镰刀背猛打我的右肩,这时俯卧的七、八个匪徒,也一齐哗哗地扳动枪机,装进子弹,瞄准我们作射击的姿势,我立即叫不要打!拿钱!拿钱!话音才落,我右手已经把左边小口袋里的四个半开,掏了出来,递给年青的土匪。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如果不是立刻反应过来,我的性命也就完了。瞄准我们的土匪们,也把枪放了下来,提着枪过来,赶着我们到北面的小山沟里隐蔽着。我们坐在地上,一个年约二、三十岁的匪徒来对我说,你的这件衣服很好,脱下来给我,我毫不犹豫地把师范学生的制服脱了给他。稍后,又来一匪徒过来说,你这棉背心也很好,脱来给我,至于兄弟侄子们的衣服,因为是土布做的,加这他们年幼个子小,不合他们穿,就都得以保全。我看山沟里有十多个小商贩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显然是被搜抢之后叫来隐蔽着的。他们见土匪已走,就告诉我说:“刚才我们到山脚下时,有的土匪说团兵来了,快开枪打,有的说他们人少,等他们上来再收拾他们,先不要打枪。”
        我们又等了很久,仍不见有动静,想必土匪已经走远了。我们就连走带跑地回到城中向分团部报告,分团长徐系卿立即派团兵十人去追击,他们料定这股土匪可能是乌白村的人,就顺着去乌白的路追,不久就赶上了,双方接火打了半个多小时,团兵们子弹打完了,不再追击。只把打死的那个土匪的首级砍了回来,悬挂在东门城墙上示众。
         学士弟去看了,回来对我说:“二哥,那个头就是用镰刀打你的背的那个土匪。我听了想了一会,他没用刀刃砍我,这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图财未害命。况且政府只顾搜刮老百姓,不顾百姓疾苦,他们走投无路,只有挺而走险,落草为寇,拦路抢劫,却搭上了性命,我还是对他们有点同情的。那城墙上的人头,我没有因为这个匪徒被枭首而幸灾乐祸,我连看也不去看他一眼。这次的遇匪打劫,不容我有半秒的思索对策,该怎样对待,真是间不容发,如果有什么犹豫不决,是会要了我的性命的。


        我有两个亲堂舅父,住在是昆明东寺街杨振洪烈士的宅院。大舅父仅有一个小我一岁的表妹白秀清,高小毕业,在家做家务,她中等身材,民国初年的妇女服装,都是长袍大袖,显不出什么线条美,但她面目清秀,一双杏眼,豆蔻年华,还有一对酒窝,令人觉得可爱,每次见到她,禁不住多看她几眼。我和母亲每年都被邀请去她家里住上十天、八天,几年以来,我和她们常在一起吃饭、游玩。虽然那些时期我还没有和她谈过一次恋爱的话,但也情投意合,在我俩的心中,已种下了情种。我考起第一师范,她的两个兄弟都不得没有考取,她的母亲很喜欢我,对我母亲就要把她许配我。我们的心中也都很愿意。当时旧礼教,还占据着她的思想,从这以后,我再到她家时,她却避开不来见面。
        这美好的姻缘,到底未能成就,是因为她父亲和我父亲到四川军中当录事,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当秘书长,他劝我父亲要我父亲出任富顺县长,要他替儿女弄点钱,几次都被我父亲拒绝了。他也就不能跟着去升官发财,他因此积怨在心,切齿痛恨。所以他们回云南以后舅母对他谈到秀清的婚姻时,他愤愤地说六姑爹那个人,我们不和他开亲,他从不为儿女着想,不会为亲戚打算。就因为父辈的积怨,我们的婚姻就遭摧折。
       可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其母提婚,心意腼腆,其父阻挠,饮泣难言,棒打鸳鸯,红断香销,寐偕伊人,醒是南柯,住事已矣,亦颇伤哉!
      过去军阀部队中,当参谋、秘书之类的职务,只要能尽到职责,和长官处得好,三、五年后,都可以保出去当一两任的县长,升官发财。滇军讨伐袁世凯,驻在四川五、六年,许多部队的官佐都已保出去做了县长。我父亲当时是四川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长兼自流井、富顺县警备司令刘法坤的秘书长,已经做了六、七年,应在保荐之列,刘也问过我父亲去不去当县长,他不愿意去当,要辅助刘法坤治军。


        一九二零年七月份,我正在读高小,还差一个学期才毕业。遇到省师范招考第十五班学生,我借了族兄徐良士的高小结业证书去投考,初试我考在四十多名,复试很顺利,在六十多名的正取生中,我幸而名列第三,族兄徐奎士,表弟白汝清都未考上。当时,云南只有昆明、大理、曲靖三地有省立师范学校,衣食、书籍和仪器都由学校供给,在那时是很难考上的。我还未毕业就能考上,亲友们都很惊讶。
       八月一日的开学仪式上,校长秦光玉和几位老师先后讲完后,我第一个上台演讲,我大概说了以下一些内容,列强侵略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在其中也出了些力,终于打败德国,照理说来,德国过去强占的中国的胶州湾、青岛、胶济铁路,应该归还中国,但英、法、美各帝国主义,操纵凡尔赛会议,竟然把德国在山东强行夺去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我说当今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今后我国要做到同仇敌忾,全国皆兵,以武力对待侵略者。我的讲话,当时感觉震动很大,激起了同学的爱国热情,但也有人在背后说我想当军阀。

第五章 在五四运动中
        段琪瑞政府,丧权辱国,在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北京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琪瑞派军警镇压,逮捕了很多学生。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恨,全国学生,纷起响应,罢课游行示威,商人罢市,抵制日货,支持北京各大学的爱国行动。
        当时我们还在高小二年级,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公园戏台开声讨大会,我们听了杨兰春、李大可等同学和爱国军人陈维庚的讲演,大家都满腔怒火,精神振奋地参加了示威游行。还捣毁了府上和保田等经济侵略我国的日本洋行,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

2004年12月21日

第四章  上小学
后来,我们从干海子搬到昆明城里住。
我到省立第二小学插班三年级。这时的小学是七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在小学的两年中,我也是个顽童,不大勤学,放学以后,有时和几个小同学,一起杀奎,赌的是通洞钱,输赢最多只是二、三十文这种制钱。到了高小一年级以后,我就懂得认真学习了,除学校功课以外,我每天晚上都自学。先是《四书》、《幼学》,以后学《左传》,都是分段地读到能背诵,接着讲解,有不懂的字句,我抄下来去问陈乐轩老先生,或查《康熙字典》。也练习写日记和作文。因此我的国文成绩是全班第一名。我和同学们的感情都很好,学习上互相促进,生活上多得到照顾,贺秉昌、李琨等四五个同学,比较富裕,他们早上常请我吃一碗汆肉米。我每天只得五文制钱,不能请他们,常常感到愧疚。
当时一元半开,可换一百二十个小铜元,也有当二十、当五十的大铜元。这些铜制钱,有万历通宝,顺治、康熙以迄光绪等,都是外圆内方,可以串起来。幼年在师宗时,见到五伯父,拿回来几串钱,都是光绪年间的,在云南东川造成的。每一串有一千文,所谓家财万串,就是说家有一万或者几万串小铜钱。
那时候,我父亲每月四十二元的薪水,每天给我两个铜元,我想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母亲也许是穷怕了,又或者是生性过于俭朴,她只给我五文小制钱,我感到很不满意。有一天吃午餐,只有一点青菜和腌菜,我发火地把筷子砸在地上,她来打我,我推开了不让她打着,触怒了她,她很气愤,事后他告诉我父亲,父亲更施严惩,罚我在堂屋中间跪了一个多小时。我虽年小也有羞耻之心,应当体贴父母的心意,其后是有所改正了。现在想起,正是所谓:饥时啮秕糠,饱时嫌膏粱。这样乖张,也正是自讨苦吃了。
在学校时,我的国文,韩济光的英文,都是全班第一名。有一回,夏光南校长在谈话时,教育我说:“你的国文最好,要好好的学英文”。我对他说:“我国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学富五车,学都学不完,何必再学英文?”。当时夏老师没有给我解释,看我大言不惭的样子,可见我是冥顽不灵,说也无用,他只是笑笑地走了。那时我还在不懂得学外语的重要。
昆明人韩济光,当初我不知和他有什么矛盾,他连话都不和我说。后来我主动地和他亲近,他喜欢我的坦荡,与我成了朋友。这时我们班上有两位湖南籍的同学,罗世藩和邹宗洛。我和他们成了好同学,几个人的家我都去过,我们在一起常谈到国势的积弱,政治腐败,我们下了决心,要当军人,救国救民。每逢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昆明城郊的铁峰庵、华亭寺、筇竹寺等几处胜地,学习演说,轮流上去讲。
我们也到北门外盘龙江去练习游泳。有一次我和罗世藩介绍来的杨斌锃两人去,这时大雨初晴,河水猛涨,原来我能站着学游泳的浅滩地带,一下去就感觉到触不到底,慌乱中我吃了几口水,而杨的水性较好,他已经游开了十多米,我要喊他来救助,已喊不出声,只能唔唔地叫了几声,因为这一叫,我的手脚挣扎着反倒听使唤了,便能自己游到岸边爬了上来。我并不因为这次吃水而气馁,以后晚饭后,我多次到南城外的金汁河去练习,也渐渐能游到几十米,一百多米了,但我以后没有继续学游泳,就没学会踩水、泅水。
在高小二年级的大半年里,我约了十多个同学,请二哥徐亚雄来,每晚上两个小时的夜课,他给我们讲了几十篇古文,如前后出师表,吊古战场文等等,每星期给我们改两篇作文和日记,我还自学了书经、诗经。
二哥徐亚雄只是七年制小学毕业生,但他以后在当抄写的工作中继续自学,旧文学相当好,字也写得很好,所以在旧社会能当到高云鹄、陆子安的秘书,后来他先后当过马关、丽江、邱北、师宗等县的伪县长。他对诗词歌赋都有较好的功底。他也大致教过我写作旧诗,但旧诗讲究声韵和论平仄,我没有在这方面用功,到今天方觉后悔。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