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01日

引进民企的能量


 


周年洋


 


《德国之声》在1021日引述德国博思艾伦公司的管理顾问霍赫贝格的话:“如果我们放眼未来,不难发现,将近1/4的在华企业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也就是说,他们将只是保持收支平衡或者甚至亏损。我们相信,由于利润回报差强人意,大概 1/3的外资企业将几年之后撤离中国市场。”这种基于翔实数据得出来的结论,对于以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地经济的开放地区,似乎提出了一个难题,至少是拉了一个警报。


虽然中国各级的地方政府都是由中央管辖,执行统一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理资源和经济条件极为不平衡,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各级地方政府会采用各不相同的零活做法,其目的不外乎发展本地经济,造福一方百姓。在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初期,最缺乏的资源是资金,为了获得资金,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建立制造基地。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其实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当然,临近香港的广东和具有众多海外华侨的福建具有其他省份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当引进外资进入竞争跨国公司阶段时,就是广东也要参与全国竞争。


而眼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民营经济大肆发展之际,外资在中国的生态也已经出现新的苗头。起初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竞争也因此将发生新的变动。不管是什么主体的竞争,只要是竞争,就要有前瞻意识。一级地方政府要在招商中胜出,对于资本的流动趋势应具有前瞻意识,从而尽早改变策略。


在国家大的开放格局既定的情况之下,外资到一个地方进行投资,它要考虑的是这个地区的投资软硬环境和成本优势。这么多年来,中国官员跟外商打交道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管是软环境还是硬环境都已经大为改善,全国各个地区尤其沿海地区,彼此的投资环境水平恐怕相差不大。这时候,各地竞争的便是成本优势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力成本已经日益上升,而土地成本更是在这轮经济过热中大幅飙升,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大趋势在短期内很难降低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那么部分外资可能离开中国迁移到越南、孟加拉等新开放的国家,部分外资则可能从沿海大城市转移到内部省份如安徽、四川、山西等地。也就是说,外资在中国以梯度发展的形式往内陆发展,或者以梯度发展的形式往中国周边一些开放国家转移。


当中国的成本优势局部丧失时,部分外资撤离中国或者撤离中国沿海大城市的趋势不可逆转,就像当初许多跨国公司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一样,部分原因是出于成本考虑,现在像摩托罗拉总部迁到上海,一样是基于成本考虑。未来会有不少外商转移到越南这样的国家投资设厂,因为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制造成本不再占绝对优势。在外商向周边国家转移,或者像内陆省份发展时,作为沿海的各地政府该如何设计招商策略呢?


在中国开放大门时,有三种经济力量,一种是外资,一种是国企,一种是民企,三种力量同时推向市场进行竞争,国企的份额慢慢变小,而外资的份额逐步增加,而民企的力量却是惊天动地的。它不仅胜过了国企,现在也已经在挤压外资了。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如TCL、海尔等进军海外,在海外对欧美本土企业进行并购,同时像深圳中集集团这样的企业在集装箱领域在全球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中集集团生产全球70%的集装箱,而比亚迪则占领了全球手机蓄电池72%的份额,这样的企业都是在某一个产品领域在全球独霸一方。


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民企的强大会挤走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许多想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外国资本不再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而取道合法的QFII       渠道以短期资本形式输入中国,投资中国的股票、债券和基金。


在未来的几年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幅增长,也许能保持现有的水平。但中国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可能一日千里,一些小小的企业突然之间就崛起,成为市场上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现在市场上已经成就为一方霸业的民营公司,未来的发展更是无可限量。那么致力于吸引资金的政府,怎样在新形势下招商引资呢?很显然要内外兼修,既要吸引外资,也要引进内资。


处于竞争中的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要想长时间内超过对手,最好的策略便是在不停止争抢外资的同时偏重于吸引民营企业,致力于营造吸引民营企业的政策。如果各级地方政府能够实施争抢民企的策略,那么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将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本土的巨人企业,使得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在更短的时间内名列世界前茅。

2004年10月14日

透视英特尔战略转型的成功秘密

——读《战略就是命运》

周年洋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第三个本命年意味着生活的美满和事业的成熟,但也意味着已经开始承担人生所有的责任和重担。对于创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公司来说,今年是它的第三个本命年。人活百年不容易,做一个百年老店更艰难,英特尔已经足够在公司帝国里笑傲江湖了。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很难在三个本命年的时光里成功完成一次更不用说两次事业转型了,然而作为一个公司,英特尔却能在三个本命年的时光里完成创业、转型和眼下的再次转型。公司作为一个众多个体组成的机构,比单个人更复杂、变化更迅速、利益冲突更猛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的战略转型比个人的事业转型更艰难。对一个人来说,事业转型能否成功意味着他的命运是悲还是喜,而对一个公司来说,战略转型能否成功意味着公司是死是活,而且公司的命运决定更多人的命运,公司要进行战略转型不免是一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事件,但是英特尔做到了战略转型成功,而且为人类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它是如何做到的,其成功秘诀何在?

《战略就是命运》一书展现了这一切。这本书是两个杰出人物合作的结晶。一个人在世界顶尖公司里进行实际管理工作,拥有丰富的素材和众多闪现火花的智慧,这个人便是英特尔的前CEO安德鲁·格罗夫;另一个在世界著名学府中从事公司战略管理的研究,拥有战略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连续10多年跟踪研究英特尔公司,这个人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管理战略学教授,也是本书的作者罗伯特·伯格曼。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人常常碍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很难对公司的管理行为做出很好的总结和提炼,而专门从事管理研究的专业人士,在知识的逻辑丛林里为了逻辑的缜密而坠入为知识而知识的概念胡同里,对于实际企业中丰富和复杂的管理行为了解甚少或者难以同情的理解。《战略就是命运》一书克服了来自这两方面的弊端,来自管理行为和管理理论的完美组合决定了这本书的品质,那些寻找公司未来方向的企业家如果随便翻翻,也许所得不菲吧。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企业家真正要面对的不是具体的公司产品、具体的公司员工,而是要面对永恒的变化。在应对变化的过程中,有人领先有人落后,但没有人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躲避暴风雨的避风港。变化来自外部商业环境,也来自公司内部各种要素的变化。公司要应对变化的挑战,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有的公司采用整体解决的方案,有的公司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方案。两种方案对公司命运的影响,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临时的方案常常使公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侥幸活下来的公司凤毛麟角,但是那些采用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则胜算大为增加。所谓整体解决的方案就是公司“贯彻战略以把握命运”。英特尔公司就在它的三任CEO的领导下,适应公司的变化制定了不同的战略,使得公司内部运行环境适应组织的发展能力。

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创建了英特尔公司,为的是“研究半导体存储器的生产技术”。这个梦想实现了,他们最终以存储产品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强大的同类产品竞争者,美国本土和来自日本的公司也加入了存储产品的竞争,随着竞争和环境的变化,也随着供应商和客户不断获得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存储器的生意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同时公司内部在无意中发明了两种新产品,一种是EPROM,一种是微处理器。英特尔公司在这两种产品中开拓出了新的商机,公司内部出现了争夺制造能力和资源分配上的竞争。面对存储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利润不断减少的局面,而EPROM和微处理器业务上的利润增加。英特尔便面临战略上的抉择。最后我们知道,到安德鲁·格罗夫担任CEO时,主动地选择了微处理器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

在罗伯特·伯格曼教授看来,英特尔在发展过程中发明了EPROM和微处理器产品,这是一种自发型的战略,它来自于公司中下层管理人员的行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它的效力取决于高层管理人员对结果的正确分析。而安德鲁·格罗夫主动选择微处理器业务作为公司的战略,是一种引导型战略,它有意识地驱使战略行动成为可预测的模式,由于是自上而下的全局行为,一旦开始启动,这个过程就很难逆转。

但是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它需要公司的员工形成一种比较确定地工作模式,有利于跟供应商、客户形成一种稳定的关系,但是这种稳定的关系又常常会因为惯性变成组织的一种惰性。要使公司从一种战略转型为另一种战略,怎么样使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理解和接受,这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组织学习的事情,其艰难远远超过个人的学习。安德鲁·格罗夫开始采取一种含糊的方式,让员工充分发表各种意见,等他们的意见在碰撞中自动形成一种方向,获得一个答案,这也是格罗夫的格言“让混乱统治,再驾驭混乱”的生动写照。让员工充分发言是战略成功转型的重要方式,同时,在这种引导型战略中,激励手段不影响公司适应能力。“英特尔之所以能保持许多内部企业家,是因为他们都收到公司的股票期权。如果公司快速成长且波动很大时,股价就呈现出重大的个人财富积累的前景,因此给公司内部提供‘强烈的激励’,而这些都与进行引导型或自发型战略步骤无关。”

结合自发型战略的引导型战略使英特尔在第二阶段成为了一家巨型公司,改变了技术的历史也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英特尔的第三代CEO克雷格·巴雷特是一个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的人,他说:“我们身处的这个行业时刻变化,因此我们也随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现在我们正在向因特网构件公司转变。”说这段话时是1999年,差不多5年过去了,英特尔公司把客户端平台、服务器平台、网络设备以及解决方案和服务4个领域视作自己未来发展的重心,巴雷特的挑战是显然的,他要同时重视引导型和自发型战略,在保持原有核心业务和多年形成的有效管理模式的同时,还要开辟新的业务和确立新的管理方法。

巴雷特领导的英特尔还在转型之中,转型之后的英特尔怎样,我们可以充分想象。英特尔的成功秘诀不是我一篇书评能够写完的,但英特尔三代CEO“贯彻战略以把握命运”的做法,则是所有绞尽脑汁寻找企业方向的企业家可以借鉴的。

 

《战略就是命运》(美)罗伯特·伯格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高盛样板

文/周年洋

华尔街一流投资银行高盛以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这一经济事件成为了金融界的热门新闻,最新的一期《财经》杂志就以此作为封面。此前,国外投行进入中国也都是以合资方式,像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合资成立的中金公司、里昂证券与湘财证券合资的华欧证券,但都是跟现有的国内券商合作,无法脱离中国券商原有的格局,以致在合作几年后,合资的两家伙伴渐行渐远,像摩根士丹利就已经不再给中金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技术了。而这次高盛的合作方高华证券是一个全新的证券公司,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其负责人是国内声誉最高的银行家方风雷,方是高盛看好的中国投资银行家,并给他个人贷款成立高华证券,当国内放开合资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后,日后方风雷就会成为高盛的合伙人。在高盛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后,成为它的合伙人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当然,高盛以这种形式进入中国,必然要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就是花费5亿元资金解决海南证券留下的债务窟窿,以此买得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门票。
高盛进入中国是中外券商合资的新样板,这种形式在中国金融业开创了一个先例。这种做法使投资银行业真正成为银行家成长的地方,使个人信用和基于个人的公司信用,而不是国家信用或基于国家的机构信用成为金融业的重要依托。此事对于中国现有的投资银行业(即证券业)的现有格局将会产生振荡性的效用,高盛这只大鱼、快鱼的加入,将会使中国现有的证券公司(券商)遭遇强大的竞争压力,这一压力可能会使中国的证券业在生死存亡之际改变现有的惰性,建立新的机制,最后也能融入到全球的金融潮流中去。外来的刺激带来恐慌和压力,但也激发生命力和创造力。
投资银行业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知识密集性的行业,它架起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桥梁,它负责管理涉及资金流动的风险,在它运作的空间里充满无限的创造性,投资银行的创造性永无止境,也因此要求从业人员具备相当高的素质,就是这些高素质的人员也需要经历长久的业务训练和长久的经验积累,投资银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众多一流的投资银行家成就一个一流的投资银行,一个一流的投资银行一般需要悠久的传统。要成就一个一流的投资银行也需要相关的制度环境来配合。投资银行业作为服务领域的尖端业务,是现代经济领域的火箭和导弹,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尖端、精密的现代高科技。
中国投资银行业务起始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像华夏证券、国泰君安和南方证券都是最早成立的几家证券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证券公司并没有发展壮大,反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挪用保证金、国债回购黑洞调查中,随时有被其中的地雷炸翻的可能。其他一些后来建立的大小券商在中国股市一路下行的过程中,经纪业务锐减、承销业务寥寥无几、自营业务总是赔多赚少。就像中国证券业不成熟一样,中国投资银行业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在一个最具有创造的领域金融创新不足,在一个最需要规范的领域其正常的业务也不规范。现在如此多的券商处境艰难,四面楚歌,不少券商随时有可能破产。对于这种状况,通过内部力量来解决的话,问题反而越来越成堆,作为一个需要信誉的行业,中国的券商都是凭借国家信用做业务,就是违规违法,没有任何个人的信誉受损,相反,总有国家的信用为此买单,在这种状况下,也就没有人去珍惜国家信用,同时个人和公司的信用也就建立不起来,一个没有信用的机构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一个没有信用的个人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投资银行家。
这次高盛进入中国的形式虽然是合资,但其核心是依托方风雷个人的信用和高盛公司的信用。在投行领域,个人的信用和公司的信用就是公司的一切,在这个行业的人都是珍惜自身的羽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信誉对华尔街人士来说就等于身家性命。高盛的品牌是其最大的财富,也因为如此,高盛一直没有接受从现有的券商中挑选其一作为自己合作伙伴的方式,而是选择了现在这种依托个人信用和公司信用的合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让高盛花了5亿元的门票费,但高盛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它获得了独立的架构,基于中国证券市场未来10年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的预期,比别的投行早进入中国一二年,将会更了解中国国情,积累更多人脉关系,为未来业务开拓奠定基础,在长期内自然会获得滚滚财源。虽然如此,高盛得到的不会比中国多,中国证券业将会因为高盛的加入,改变中国证券业的整个格局,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和创造性的行业。同时众多觊觎中国发展机会的投资银行也会在高盛样板的启发下创造出新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模式,如果那样,中国投资银行业会更加加快与国际投行接轨的步伐,那当然是更美妙的事情了。
高盛进入中国,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将会以个人信用作为竞争的利器,赖在国家信用上的传统券商不会再有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什么妨碍了我们服务业的发展?

文/周年洋

服务业在国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餐饮、理发店,如果再多一点就是电信。服务和产品一样是消费者选择的商品类别,但服务这种商品跟产品比起来有许多截然不同的特征,它看不见摸不着无影无形。服务业包罗万象,现代的服务业包括IT、电信、金融、保险、法律、旅游、物流和中介等,现代服务业知识含量最高,利润空间很大。制造产品的产业,我们叫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产服务的产业,我们叫第三产业。在发达经济国家,第三产业往往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很大的份额。第三产业的发展往往是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但第三产业发展起来难度很大,它不像制造业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引进别国的技术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像中国这样在制造业发展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了国人最强烈的声音。虽然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03年的32.3%,高于同期GDP的增长。但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这一比重不仅大大低于64%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从6月30日开始,由发改委、商务部、中国银监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为期四天的首届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凸现中国重视服务业的强烈愿望。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如果他的服务业发展起来,不仅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许多社会福利,也会给全球的服务业创造赚取巨额财富的机会。有专家估计中国服务业在近几年之内将有1.4万亿元的巨量空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商机将近3万亿元,其中至少有一半属于服务业。或许是这个原因,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服务业大鳄也来赶赴这样一场盛会。
相对于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成比例,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大多超过60%,1995年印度尼西亚和的这一比重是42.4%,菲律宾是42.8%。拿印度和中国对比,更能看出明显的差距。1980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23.8%,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7.5%和50.7%。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印度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个百分点,但中国只增加了3.7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平均每年GDP增长9.5%,而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是5.6%,90年代是5.7%。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是什么妨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呢?由于服务商品无影无形,对于普通人来说,其质量无法凭直观把握,消费者如果要消费这样的商品,他只能信任商家,那就意味着商家的诚信品质是无可置疑的,如果商家的诚信品质不可靠,消费者只能选择用脚投票,即使那些垄断产品比如电信服务,如果不能选择用脚投票,也可以选择减少消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然,坏处是显然的,商家少赚钱,消费者减少了福利。中国服务业发展跟整个经济发展的比例不协调,一方面是商业的诚信环境太差有关,另一方面跟中国服务行业的垄断有关,如银行、电信、保险等占据了大份额的行业都是垄断的天下。垄断下的低劣服务压抑了消费,自然减少了产值的增加。
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多年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法治的完善、产权的保护有极大的依赖性。媒体报道的自由度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如果媒体受到过多限制,媒体就会报喜不报忧,市场参与者得到的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大,虚假信息充斥,弄得市场里的信息浑浊,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就很难发展。从世界经验来看,产权保护好的国家,第三产业最发达,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不发达。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不再是本地人和熟人,更多的是陌生人和外国人,传统的道德和习俗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使人们诚信经营必须依靠完善的法治和通畅的新闻媒体,这样的市场交易才会高效有序。
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在制造业方面的成绩举世瞩目,但制造业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挣的是苦力钱。服务业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靠苦力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要靠服务业。只有中国的服务业发达了,中国才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人才可以挣脑力钱不挣辛苦钱,但要发展服务业,就面临着法治完善、媒体开放等深层次制度改革的挑战。

2004年7月1日于TEDA

挣脑力钱不挣辛苦钱
文/周年洋

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数量庞大,价格低廉,因为这种优势,众多外商资本选择在中国投资设厂,也因为这种优势,使我们的产品在对外出口中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在这样的优势背后,我们是否看见了众多利用劳力挣钱人的艰辛呢?曾经有一个去过欧美的国资委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这样盛赞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成本又低廉,欧美那些国家工人只工作3-5天,他们怎么会有中国的竞争力呢?”听完这样的话,确实为中国人的勤劳所振奋,但如果勤奋的所得只是获得生活必需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我们是否该如此辛苦地挣钱?我们该提倡这样的生活吗?这样的生活有质量吗?
这一切的不正常源于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我们处于末端。我们只能生产一些附加值很少的轻工业产品或者只是帮人家做一些简单的加工而已。我们付出的是辛苦,赚到的是为数很少的利润。沃尔玛在中国采购衬衫每打只有10美元,销到美国却要卖到120美元,在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每个成本只有57美分,运到美国却要卖到12美元。这种情况在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比比皆是。
中国25年来一直在追求GDP,GDP的增长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头等大事、最大的政治。在中国经济那样的低起点上,这种追求无可厚非。在那样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老百姓积累了11万亿元的储蓄,积累了4300亿美元储备。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一味追求GDP增长,更多的企业和地方投资高耗能的产业,使得中国的需求抬升了全球原材料的价格,导致能源产品紧张。正如经济学家,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先生所说的:“以高昂的价格买进,以低廉的价格售出”,不是世界发达国家补贴中国而是中国补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在不还贷款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微利,但把贷款成本算上的话,中国许多出口企业是亏本。如果中国企业不打算还银行贷款,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只会提高而不会下降。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中国的产业升级已是形势所迫,除了这种现实考虑,更多的还是从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出发进行的战略考虑。中国人做出的产品为什么价格低廉,而经过了国外公司的手,价值就翻好几倍呢?这里面的关键是品牌和销售网络,但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我们国家的战略还是企业家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关键,品牌和销售网络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无形的东西是不值得相信的,也没有多少价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部分买了美国的国债,超越日本成为了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但我们又利用各种力量从国外吸引直接投资,这些国外直接投资其实是中国自己的钱变了个形式又回到中国,这种现象被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称为“曲线融资”。
随着美元霸权的削弱,我们暂时不管这里面临多大的汇率风险,只说这种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式造成的机会损失会有多大呢?如果这些外汇储备交给民间去支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由企业家自己决定投资去向,也许他们把自己赚来的外汇投资到国外更有升值潜力的产业或技术中去,比如到国外买一些中小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一些知名品牌,利用那些品牌赚到跟国外公司一样多的利润;或者收购一些销售网络,比如像时代华纳这样的电影院线网络,可以使产品的价值大为增值。如果中国企业家能够收购相似的网络就会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如果中国收购了美国一些知名的品牌,利用这些品牌生产自己的产品,一打衬衫的价格就不是12美元,就是120美元了。如果中国企业收购了某一项核心技术,中国就可以不必像DVD技术一样总受到国外专利技术的控制,不停地交专利费了。如果中国企业家用自己的网络来销售自己的产品,那么57美分的芭比娃娃可以买到12美元,这其中的巨大利润难道不可以作为提高劳动力工资的一个空间吗?以前一天要做50个芭比娃娃才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人,现在做50个芭比娃娃的劳动强度将可以使他挣上几倍于以前的薪水,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
企业家的脑力效用可以溢出到普通劳动者身上,但必得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企业家身上才行,而企业家的发展战略则要有全球的眼光。只有这种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结合,中国普通百姓才可以挣脑力钱而不挣辛苦钱。

当既得利益和思想结合的时候

文  周年洋

对于既得利益强大还是思想的力量强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具有世界级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深信,与思想的逐渐渗透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他的这段话,已经证明了他自己。凯恩斯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清晰严谨的分析框架,他的在市场失灵时进行政府干预的观点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府政策,并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我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思想战胜既得利益的一个新的例证,那就是国际贸易新理论已经开始战胜传统的贸易理论,成为左右全球贸易格局的思想指南。
国际贸易新理论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新锐经济学家在1986年提出的关于贸易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贸易领域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世界的变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世界经济已经越来越不切实际。贸易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以前企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厂商,即使出口,也只是相当次要的行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因素成为重要方面,大多数企业要么严重依赖出口,要么在国内市场上面对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看成国家之间从彼此的差异中获利的一种方法,国家在气候、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使某一些国家在某种特殊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主要是反映各国独特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交换,但是二战以后,国际贸易不再简单地反映国家在某些产品方面的潜在优势,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取得的短暂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的胜利。尤其是技术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力量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国家潜在的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技术革新是一种很可能会对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重要外溢的活动。”
贸易已经从一个纯粹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范畴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企业都是产业大鳄,众多中小厂商竞争的局面很难看到。而决定一个国家贸易优势的则是具有重要外溢效益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无疑就是要加强国际贸易的比例,而要在国际贸易中做一个优胜者,很显然就是要在一些重要产业中加大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份量。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经济历史中总看到一些国家为了扶持某一个产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如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补贴和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正因为克鲁格曼看到了国际贸易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1986年根据自己的认识为美国政府开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药方,并指出在美国建立战略性部门是很有必要的。正像克鲁格曼当时所担心的,识别战略部门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让政府来做的话,有可能扶持某一个产业实际上却不能使资源配置到盈利高的地方,实行这样的战略性政策很可能是扶持了不应扶持的部门。很显然,从政府角度来看,国际贸易新理论还不能为政策提供简单的指导。但是一些公司可以在自己的战略中贯穿这种贸易新思想,同时它们还可以作为利益集团从这种思想中找到借口,要求国家支持有利于自己而对整个国家不利的政策。
当利益集团既看重自己的既得利益又获得了思想的力量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新的景象。这就是像中国这样刚刚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总是要被动地接受一些国际规则。7月8日美中就中国半导体增值税退税争端达成和解。从明年4月1日开始,中国将停止现有的享有增值税退税优惠的半导体厂商以退税优惠。在WTO框架下,遵守国民待遇原则,中国似乎只能有妥协这条路。集成电路产业素有“工业粮食”之称,具有很高的技术附加值,很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采取过扶持政策。但是当中国采取同样的政策时,却引起了许多国家起诉,这不仅是因为WTO规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半导体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今年中国将购买价值约370亿美元的芯片,明年这个数字将增至470亿美元,半导体是美国对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半导体部门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或者大企业集团心中的战略部门。在既得利益和思想的力量的双重作用下,抑止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无疑是美国、日本甚至一些欧洲国家积极的贸易政策。至于中国是否应该用退税这种补贴形式来发展战略部门呢,因为退税其实是把本应该属于所有纳税人的收入转移为企业股东的收入,这种转变如果不产生更多的效益,那么这种转移是要打问号的。要不要扶持产业,要不要对战略产业进行各种补贴,那是另文要阐述的内容。

2004年7月20日-21日临晨初稿于紫玉苑

工业离农业并不遥远

 

周年洋

  

    鳞次栉比的工业厂房、轰鸣的机器声和流水线上繁忙的工人,这种工业区的景象似乎跟绿油油的麦地与稻田扯不上什么关系。都市里的人享受着丰盛的工业制造品和各种服务,除了在超市里买卖米面时意识到农业的存在,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离都市的人显得非常遥远。然而,当时间走到2004年时,这种格局有了一些改变。

今年入夏以来,在珠江三角洲的上万家企业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媒体使用“民工荒”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在珠三角出现,今年第二季度,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12个城市,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是108.7万人,但只有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缺口38.3万人。曾经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会无限供应的观念遭到挑战,“民工荒”成为热门词汇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

这对于那些一直以出口加工制造品为主的沿海地区来说,2004年将是艰难的一年。一方面出口退税的额度降低,另一方面是曾经源源不断供应的民工突然中断。低廉的劳动力不可得,国家的补贴大肆减少,在这双重影响之下,由这些沿海工业区支持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速度会否减退呢?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外贸出口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随着外向型经济的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来看起来离工业很遥远的问题,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们突然发现,工业离农业并不遥远。

对于民工荒的出现,有各种分析,有的认为民工的工资差不多20年来一直没有提高,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导致民工不愿意出来打工;有的人认为今年国家对农业实行减税政策,加上农产品涨价,农民在家务农的收入高过出外打工的收入。这一切分析都很有道理。但很少人从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竞争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管是发展农业还是发展工业,有两种基本的资源是少不了的,一是土地,一是劳动力。发展农业,需要农地种植庄稼,需要大量劳动力参与务农。发展工业也一样,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建造厂房,还需要大量的第三产业来进行配套,比如商场、交通运输等,而商场和公路、铁路一样要占用土地,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在流水线上作业。

看起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可用的土地是有限的,相对于中国的人口,中国的土地资源其实是极为稀缺的。在土地资源固定的情况下,一旦工业占用了农用地,农用地就减少了(而且工业用地很难恢复为农业用地),也就是说在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之间,在土地资源上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那么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量的青壮劳动力流动到沿海城市打工,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老弱病残,这其中也已经看出工农业对劳动力的竞争关系。当中国只是珠三角成为制造业中心时,劳动力的供给显然是大大超过需求,但当中国制造业中心扩展到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三省甚至一些靠近沿海地区的内陆省份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转变。虽然中国1860岁的劳动力总量一直在缓慢增长,但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大多只适合年轻劳动力的进入,但年轻劳动力的供应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减少。

但最关键的是,当大量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是老弱病残,农业生产率降低,农产品增长停滞或是倒退。当农产品产量大为降低后,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务农收入就会相对提高,在打工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务农的吸引力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民工到工业区打工,就需要提高工资,那样的话,长此以往,中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就会丧失?而如果大量劳动力停留于工业生产,中国农业生产率将一直处于低水平,农产品的减少会抬升国内农产品价格,如果农产品缺口太大,中国将化费大量金钱从国外进口粮食甚至抬升全球粮食价格。中国发展到今天,工业已经开始和农业争夺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民工荒只是这种争夺的最明显的迹象。

从以上的逻辑可以发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争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那么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呢?答案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华人学者朱晓冬博士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高,工业水平才会高,国家才会富裕。如果农业生产率高,使得每个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能够供更多的人吃,才能够养活一部分人到城市里去。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够在英国发生?因为在工业革命的100年之前发生了农业革命,英国的农业有非常快速的发展,农业革命的成功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很多农业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参加到工业中去,才发生了工业革命。经济要发展的话,人口必须离开农业;要想离开农业的话,农业的生产力必须要大大提高。人类至今的发展不是很快,归根结底是受到农业的限制,受到限制的原因就是创造力没有用到农业上,没有去改进农业技术。最富的国家农业生产率和最穷的国家农业生产率的差别是2001,最富的国家,工业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最穷的国家往往也是农业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从朱晓东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要摆脱工业农业争夺资源的局面,最终使自己跻身富裕国家之列,最重要的是把创造力用到改进农业技术上,使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国家的富裕,一个国家工业的强大,最终要仰仗农业的发达,这也许是很多人以前没有想到的吧。

 

2004912日于紫玉

纽约波士顿双城记

——文化引导经济

 

周年洋

 

因为闻名全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在世界金融界的地位是无人怀疑的,但是谁要说波士顿在全球金融界有什么样的地位,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所以然来,除非研究金融史的历史学家,他会告诉你,波士顿是现代席卷全球的共同基金浪潮的鼻祖,更是全球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基金的发源地,在金融发展史上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它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城市。

但是,波士顿这样一个历史名城确实被人遗忘了。全世界知道纽约的人远远多于知道波士顿的人,两地如此大的名声差距,在19世纪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波士顿和纽约一样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城市,靠着与东方的贸易或利用地区水路的优势建立大型纺织厂的人在18世纪发了大财,在波士顿的这些商业大亨在19世纪来临的时候,积累了巨额的财产,摘取了美国经济的桂冠。

但是时代在急剧的变化,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纽约和费城的一些金融家通过发行股票为建设巨大的铁路网和采矿企业融资,很快这些金融家取代了波士顿的商业大亨摘取了美国经济领域的桂冠,一夜之间在那两个地方产生了大量的百万富翁,但是波士顿金融界对这些人不屑一顾,对纽约和费城的金融资本竞争嗤之以鼻留,其中一位叫劳森的特权阶层成员所说的话,最能表现波士顿金融界的孤芳自赏。他说:“波士顿迄今为止奇异地没有产生像在纽约和费城那样一夜之间遍地冒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百万富翁,纽约是一个没有人能记住昨天以前的事儿的城市,而波士顿是一个充满回忆和富有传统的城市,实践的是朴实的商业行为准则,日久年深的实践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准则。”

而纽约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氛。1857年,摩根家族的朱尼斯·摩根已经派他的儿子约翰·皮尔波特·摩根远渡重洋从英国来到美国开拓业务,在美国早期的铁路建设中,摩根家族在为铁路项目融资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成就了他金融巨子的实力。而此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霸菱家族也已经在英国伦敦为美国的铁路建设融资,把大量的资金从英国输送到纽约,也从中赚取了滚滚的钱财,成就了金融世家的霸业。在19世纪的大潮流中,铁路建设和采矿业需要巨量资金,单靠几个机构或个人已经无法满足资金市场的要求,需要中介机构联合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供应者来满足这些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不是靠个人的积累,而是靠财团的力量才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时候掌控历史的力量就转给了金融资本家。纽约因其资本市场的活力和融资额成为了全球瞩目的名城。

但波士顿的那些商业大亨拒绝了这股金融资本的潮流,他们不把自己当成资本家,而当成他们后代财富的管家,他们的主要价值准则是保护资本,进行慈善活动。跟纽约把有太多的钱来花销当成一件好事完全相反,他们厌恶对财富的毫不掩饰的炫耀,长辈们告诫后人尽量不要拿太多的钱出来花销。保护资本的倾向使波士顿金融家开辟出了一项新业务,那就是财产托管业,被委托人照管著名船长的财宝箱和去逝了的金融家的证券投资,从中收取手续费。当然,这种做法使得波士顿的金融血管开始硬化,它的投资习惯变得越来越僵化,新的滚滚财源也就离波士顿而去。但是,因为这种财产托管业在波士顿的历史很长,以致于形成了相当的专业水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波士顿,“在其它富裕城市,特别是纽约和费城,也有人专门从事委托业务,管理着大笔委托基金,但只有在波士顿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托管业务发展成了一种像医学和法律那样受尊敬的职业。”

托管业在波士顿成了一项世袭崇高职业。更重要的是,法官普纳姆在裁决一个诉讼案时,给了波士顿托管人在处理问题时比其它州的托管人更多的自由度,那就是托管人的全部责任是表现忠诚和实施正确判断的权利,不是着眼于投机而是着眼于长远安排他们的基金,既考虑资金安全,也考虑可能的收益。这个裁决给了波士顿托管业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波士顿人骨子里的保守习惯没有发挥这个法律裁决可能发挥的作用。虽然瑞典人的后裔莱弗勒在波士顿建造了第一个共同基金:麻萨诸塞投资信托公司,但是他在波士顿辛苦了6年却碌碌无为,他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虽然波士顿式的基金是谨慎稳妥的象征,在美国基金历史上留有威名,但波士顿式基金没有在美国形成燎原之势。因为这个城市在最初的繁荣中形成了孤傲、排外和保守,使他们面对外来新鲜的事物激起的是一种像城堡一样的防御意识。一个城市要谨慎自己不被现有的文化所束缚,就要有随时接纳外部新鲜事物的勇气,并致力于建设一种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文化,从21世纪回望纽约波士顿双城记,对于今天当有豁然开朗之感。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

 

2004728日于紫玉苑

理想的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

 

/周年洋

 

理想的经济秩序该是怎样的?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名叫汤姆斯的美军上士被德军俘虏了。在俘虏收容所里没有货币,但汤姆斯具有天才般的才能,他抓了几只老鼠,让他们赛马般地相互竞争,供大家观赏,以此将别人在俘虏收容所里分得的香烟赚为己有。他还用特殊的装置酿酒,用酒换香烟。他把赚来的香烟和德军交换其它物品,他利用他的赚钱术在收容所里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在收容所里独享诱人的油炸鸡蛋和巧克力等食品,他的包里装着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没有人相信一个俘虏竟然可能拥有这些东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赚钱的手段很毒辣,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一样冷酷无情。当几个俘虏准备逃跑时,他们都希望越狱成功,他认为绝对失败,并以此跟他们打赌。越狱以失败而告终,几个俘虏被打死。当大家处于悲痛之中时,他却冷酷无情地把俘虏们输给他的香烟据为己有。

虽然他是一个俘虏,他在俘虏收容所里只拥有有限的自由,但是他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享用这点自由;虽然他是一个俘虏,但是他包里的战利品能够得到保障,不会遭到其他俘虏的抢劫,也不会遭到德国士兵的没收。引用这个故事的韩国学者金日坤说:“即便在俘虏收容所里,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私有、营利、自由,也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如果韩国或日本的士兵一旦成为俘虏,也被关押在俘虏收容所里的话,像汤姆斯那样的夏洛克式人物出现的可能性近乎于零,进而言之,即使万一出现这种人物,恐怕他也无法在俘虏收容所里赚钱,一个人过上奢侈的生活。”

再讲一点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被逐出巴比伦而散居世界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犹太人一再受到歧视,活动受到限制,有时候被集体驱逐,常常成为周围人们敌视的对象。很惊奇的是,他们活下来了,而且在世界各地占据经济舞台的中心(也在文化和科学上有诸多伟大的贡献)。在法西斯德国极权体制下,犹太人是无法生存的,犹太人最活跃的国家是竞争性资本主义最活跃的那些国家,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犹太人最活跃的那些部门,正是最自由进入的那些部门,正是最具有竞争性的部门。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使犹太人受益的资本主义特征无疑是竞争。哪里存在着垄断,无论它是私人垄断还是政府垄断,在选择垄断受益人的时候,哪里就存在着任意使用选择标准的余地,而且这些标准可以是肤色、宗教、国籍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在存在自由竞争的地方,只有绩效才是重要的。”让满世界遭到驱逐的犹太人生存下来的是市场空间和市场里的自由竞争。

把这两个故事综合起来,我们便发现,一个理想的经济秩序需要包含这样两个重要因素:市场自由竞争、任何时候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

中国辽阔的疆土必然会产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有先天的原因,如自然资源、交通状况、文化习俗等,也有后天的原因如地方政府的战略、经营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在今天的中国,在全国总体平衡发展的前提下,事实上,地区之间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激烈竞争的局面,中国各个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经济体,各地政府投入各种政策资源如税收优惠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灵活快速的审批程序、高效的政府服务等,政府得到的是众多来投资的企业上缴的税收、企业之间的聚集效应、更好的政府口碑和当地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改善。

要使一个区域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而且不是一年两年的胜出而是相当长时间的领先,那就需要更软性、更隐性的制度条件和文化因素。我们可以称它为理想的经济秩序,它指的是一套制度体系导致的市场道德,它可以极大地节省交易成本,今天看来,它或许有一点乌托邦色彩,但一个着眼于成为中国领先区域的政府,提前意识到这一点当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这两个故事涉及更多的内涵,不是一篇短文能够完全讲清楚的。在这篇短文结尾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中需要一种融入每个人骨髓中的经济道德,这种道德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起作用,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能永久持续,一个公司才可以永续经营。而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政府需要致力于这种市场道德的培养,只有培育这样的市场道德,才会形成一种理想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2004323

强势的经济强势的语言

 

/周年洋

 

如果参加国际会议,会议的通用语言肯定是英语,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用英语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英语的强势地位一览无余。但,更让你感觉到英文地位的是那些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一群或几个中国人在一块开会或聊天,每个人嘴里间断地夹杂英文,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来回跳跃。当然,一句崇洋媚外的评判过于简单了,这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语言的转换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常识,还有就是一些学术的词语还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与其译成一个谁也不懂的中文词汇,还不如用英文原词表达清楚明白。

但,中文的地位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近期举办的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周年庆祝会上,瑞银集团(UBS)的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为了让在场的中国人尽量听懂他的演讲,他在使用英文的过程中尽量夹杂着中文词汇,在英文中文之间的来回转换,讲英文时干净利落,讲中文时则缓慢吃力,那种情态让人感到一种幽默,以致会场爆发阵阵笑声。安德森是一位著名的投行经济学家,他在高盛时与胡祖六合著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一书,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精辟见解享誉全球。回想6月份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在中国举行,一些地道的老外也是在英文中夹杂着讲中文。再回想5月份世界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到中国来巡回演讲,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非常推崇,而且让自己的女儿从出生开始就学习中文,对于一个两次陆路环游世界、对世界有非常丰富阅历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别有深意。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在一个以经济来衡量国力来衡量个人成就的时代,如果一种工具能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自然会有人去掌握这种工具。如果一种语言能成为强势语言,那必定是这种语言所在的国家已经有诸多的商业机会,其经济实力已经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不能排除其中热爱这种语言的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利益使然也。改革开放之初,当广东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的时候,全国对粤语趋之若骛,也是同样道理。语言作为经济交往中一种重要的因素,如果掌握这个因素就能获得足够的收益,那么对此投入一定的时间和资本就是值得的,而且语言这种知识比较独特,他不仅应用于生意场,还可以产生更多的溢出效益,如获得理解另一种文化的通行证。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外便兴起了一股中文学习热。这股中文学习热的中心在亚洲,其次是欧美,但近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速度,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热潮便一波一波扩展开去。现在全球汉语学习者(母语非汉语者)共有6000多万,参加中文托福HSK考试的人数已经上百万人,涉及国家120多个。我国邻邦韩国从2000至今已经有35000人到中国留学。在美国近1000所高校设有中文课程,日本有近200万人学中文,马来西亚有6万名非华裔入读华文小学,印尼各地开设的中文补习班不下300家, 每家补习班学生50100人。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已达17000多人。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和宗教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永恒动力。从语言的扩展来看也是如此。我记得法国曾经花费巨额资金在全球举办各种文化交流项目,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法语,并因此传播法国文化,但法语并没有因此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一种语言要发扬光大是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和一厢情愿,或指望别人的一时热情。只有经济的力量才可以使一种语言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传播。英语之所以成为了世界通用语言,开始是因为强大的英帝国在全球开疆拓土,以其强大的经济吸引众多民族学习英语,后来美国以其经济的强大继续了英国扩展英语的使命。任何语言要成为强势语言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经济越强盛,其语言的地位与作用就越大,这一切都是利益使然。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要学习中文?安德森在会上说,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都比往年高,尤其是日本竟然增长了5%,这是日本1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形,还有就是东南亚各个国家也增长很快。原因是什么?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日本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因而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原材料,从澳大利亚、巴西进口大量铁矿石,把大量廉价的产品出口到欧美,为欧美创造了一个消费天堂。我们的邻邦韩国,其文字系统中本来就有很多中文,但在他们赶超英美日的过程中,几乎去掉了所有的中文,现在又蜂拥学习中文,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是喜欢中国文化,实际上他们只是因为学好了中文可以找一份能赚钱的工作,跟中国人做生意能赚到更多的金钱。

因为今天全球的经济增长拜中国所赐,只有跟中国人打交道,他们才会赚更多的钱,使中文在当今全球走红的主要原因只能是经济。

 2004715teda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