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8月31日

29日早晨,船至重庆万州忠县,石宝寨就在江边的玉印山上。称之为寨,是因为明朝时候,一个农民起义者谭宏曾在此占山为王。

石宝寨山势陡峭,从山脚到山顶,必须经过一座塔。这塔,生的奇怪,一者,这塔十二层高,中国古代的塔的层数一般都是奇数,这塔分为两段,下九上三。二者,这塔高56,全为木制,没用一根钉子——这些都是导游说的。导游的话,我一般是打折扣的,睡眼惺忪的下船,蓦然见到江边青山,一座红色的塔依壁而建,姿态凶悍,飞檐凌厉。看久了灰蒙蒙的山水多日,乍一看,甚至有些晃眼的漂亮!

拾级而上,无外乎是些旅游品商店、纷纷攘攘的游客,和一般风景区别无二致。累的时候,看到一个牌坊,上面高书:必自卑。心想,这山大王也真的自恋的可以,这海拔不过百米的小山坡,也敢写“必自卑”三个字,忽悠呢。

进塔前,看见石制门柱上用红漆划了一道线,写着175.1的标记。导游说,这175.1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之后的水位高度。心里一惊,这么说,这凶悍的红塔2009年之后,就要被江水淹了脚面,那时候,怎威风?导游说,莫担心,政府已经拨款一亿元,在石宝寨的四周修建一个水泥混凝土的防护墙,保证不会被淹没。

站在同样的位置,往下看,才知道江水要淹到这么高。

心里还是叹息。不过想到张飞庙已经永久地沉没在滔滔江水下,而石宝寨只是被淹没了脚面,倒生出来一些欣慰之意。山大王谭宏名随身枯,但是石宝寨毕竟还能在原址残存,可怜那手执丈八蛇矛、喝断当阳桥的张飞,魂魄渺渺,连旧时香火都寻不到了。

钻进塔里,一步步往上爬,爬上一层,就在窗边歇一下,透过窗户看看江水,风吹来,晾干身上的汗,爽极!

石宝寨不大,但是买旅游品的小摊面很多,卖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连毛泽东选集都有卖,心想这玩意现在可是稀罕物件。这些摊主们大都会一两个英语单词,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耳边“ten元”、“twenty元”的叫卖声不绝与耳。最逗的是一个老人家,拽着一个和她岁数差不多的外国老太太,一手拿着一个艳俗的手绣腰包,焦急地喊:“five ten元!不能再少了”,见摇头,老太太大义灭亲一般地说:“算了算了,four ten元,four ten元给你了”。

突然看到墙上一面牌子,上面写着“石宝寨精神”,最后一条职工口号“以寨为家,寨兴我荣”颇有山大王谭荣当年的遗风,和“必自卑”的牌楼也有几份神似。筦然!

 

28日下午,船至巫峡。雨更大了。 

 

天、江、山都灰蒙蒙的。雨丝密且粗,隔着风景,象毛玻璃后的世界,不真实的感觉。我一个人呆在船头,躲在檐下,抽着烟,兀听到广播说,巫峡到了。然后说,巫峡十二峰如何如何艳绝天下。艳,到谈不上,我看到的是水墨画一般的山水,浓重、忧伤。

80年代,朦胧诗独步天下,那时候我在上初中,一本谢冕作序的《朦胧诗选》被我翻卷了角。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河、杨炼、芒克的代表作和名句那时候的文学青年和少年们多少都会背两句,文学男青年喜欢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文学女青年喜欢说: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在诗里说的就是神女峰。舒婷当年,是颇先锋的,消解传统的同时,舒婷建筑了一种现实主义——甚至是享乐主义的爱情观。现在,曾经的先锋已成为主流,曾经的叛逆成了合理的存在。先锋诗人们就这样老去了,再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这是他们的悲哀,还是众生的幸福?

不管怎样,神女峰要来了。广播中说,前面1公里处就是神女峰。

我瞪大眼睛,端稳相机,看那与我有过少年云雨的神女。

船越来越近,导游说,船的右舷就是神女峰,声音激动。

一座山里在眼前,倘若在灰头土脸的北京,这山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帅,但是搁在美女如云的三峡,不过姿色平平而已。更叫人气恼的是,从半山腰开始,浓重的雾便如挑逗人的丝带,环在众人热切、色情的眼前——只有云雨,哪有神女!

巫山十二峡,都是这样糊里糊涂的看过去了。这感觉象公园接吻、春情荡漾的小恋人,突然被联防队员的强光电筒驱散——扫兴极了。

雨最终驱散了人们的猎艳野心,各自散去,回到房间看电视拉到。

 

2005年08月28日

导游手册上说,27日晚,船泊巴东。

船泊巴东?听起来颇有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刚好一直是不错的小雨,小心地想,或许有古意重现吧。

船微微的晃,天渐渐的黑,雨绵绵的下。走上甲板,对岸是巴东,依山而立的两层小楼,灯若豆,星星寥寥,说不尽的凄苦,阑姗到可怜。江风吹来,寒愈甚,抱头鼠窜到船里,意性也阑珊了。

忽听到四楼的多功能厅鼓乐喧哗,是兴致勃勃的民乐演奏,听起来很热闹。于是一步两台阶爬上去,原来是“总统一号”(我所坐的船名)为游客举行的晚会。演员都是船上的服务员,几个型男,数个靓女,轻歌曼舞,也算是婀娜。坐了一会,我忽觉得无聊起来,干脆回屋,一边悻悻地下楼,一边想,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人:即受不了清灯菜根,也懒得理大鱼大肉;即恨孤独,又爱独处。我常说这是一个变态是常态的社会,那么,我究竟是变态还是常态?当真是个难题。

一夜无话。醒来天雨更浓。乌云伴着山雨,显然是给我颜色。今日旅程的安排是神农溪漂流,心想,这天去漂流,哪里是我玩风景,纯粹是风景玩我。

一干人等,穿着五颜六色的简易雨衣,匪军溃逃一般,上了“神农溪2号”——旅游观光小船,导游说,这船的吨位小,速度快,是环保型的观光船。果然,汽笛一响,神农溪2号全不似总统一号的稳重气派,扭了一把腰,一错身,轻快地滑了出去。

转几道弯,就在众人整理雨具的当口,神农溪的第一个峡谷——龙昌峡猛然亮相了!山势陡峭,水流湍急,一条飞瀑飞流直下,响彻溪谷。峡壁往上,山顶全笼罩在流速极快的云雾中。众人不由得惊呼起来,一股脑涌到船的一侧,就在啧啧赞叹,对美景垂涎三尺的时候,听到另外一侧又是一声惊呼,原来又有美景突兀而来,不给人准备,无需你酝酿,纷至沓来,毫无忌惮!

神农溪由三个峡谷组成:龙昌峡、鹦鹉峡和神农峡。鹦鹉峡的中段,一条汇入神农溪的支流构成了绵竹峡。峡谷和峡谷的连接处是一块平缓的水面,水流变缓,山势也相对平和。一路坐船游过来,感觉是在每段激越旋律之间的舒缓过门,抑扬顿挫,老天成就的节奏感,善解人意的很。这些水势、山势都平和一些的地方,土家人称之为“坪”,或“坝”。这些坪和坝由于有相对平坦的土地,所以适宜人居。放眼望去,不见传说中的吊脚楼,这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因三峡移民的重建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楼,点缀在绿树翠竹之间。导游说,环绕着土家人屋子的是树木还是竹子,是有说道的,倘若屋主生的是儿子,父亲就在房前房后种上竹子,倘若是生女儿,就植树。待到女儿出嫁的时候,主人就会伐树做家具,作为女儿的嫁妆。

茶园、竹林、梯田、绿的山、红的土、白的屋,构成了土家人的世界。

走了一会,导游说,大家看,悬棺。只见红色峭壁上,有一个并不太明显的山洞里,放置着一口棺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悬棺。的确很怪异,不晓得先人为什么要把棺材放在这万丈峭壁上,也不知道是怎样才能放在这万丈绝壁上,更不晓得,是怎样的显赫,或是怎样的狼狈,才会被放在这孤壁上,来看护着易逝的飞鸟、不老的江河。

没几步,霍然看见船左侧一个硕大的溶洞,导游说,里面有多大多深,没人知道。

就这般载欣载奔地走了1个小时,过了几个险滩,前面浑然开朗,诺大的一滩水面干净舒展的陈现眼前。水边是个人烟稠密的山寨。一幢红色的建筑凛然而立,飞檐拱壁,气宇轩昂。从27日开始旅程以来,一直没有见过这么气派的人迹,陡一见,感觉颇亲切。这个地方叫做罗坪坝,是神农溪旅游的一个中心点,附件都是土家族的居民,以前靠种茶、采药为生,现在以旅游为生。

到了罗坪坝,换乘木扁舟,16个人一个船。每船配6个划船的人,岁数都在40岁以上,导游说,船行深水时,这些人是船夫,船行浅水时,他们就是纤夫。

神农溪从罗坪坝开始,水开始变浅,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只有尺许的深度,逆流而上时,河床会蹭到船底,划桨无法上行,于是,需要纤夫拉纤而行。纤绳竹制,编成拇指粗细,磨得黄亮。纤夫将绳子在腰间绕上几圈,然后背在背上。

江水极混浊,导游说,那是上游发洪水了。出于安全的考虑,木扁舟不能在往上行了,纤夫拉纤的项目也取消。众人兴致不减,要求导游姑娘唱支山歌作为“补偿”,腼腆的姑娘在众人起哄鼓掌的“胁迫”下撑不住,双手牵着衣角,张嘴唱了出来。歌声出奇的嘹亮清脆。一曲唱罢,满船喝彩。众人不甘心,哄着姑娘再来一首。姑娘似乎起了兴致,回身拽过来一个船夫,说我们对唱吧。船夫更腼腆,但也没有推塞,和姑娘一唱一和的唱了起来。歌词我只能听懂一二,但看得出二人对唱时的喜气,也就大概猜出山歌不外乎是在唱男女之间的俚趣。众人也被逗得前仰后合。快到岸时,导游姑娘还教了我们一首山歌,是男女对唱,我们学的是男声,是小伙子对姑娘邀约的回应,只有三句:

今个我没空阿,

明个要砍柴,

后天我才到阿,

妹妹家里来。

众人笑:土家的少爷还是挺拽的阿——砍柴都比约会重要。

教我们唱的时候,导游姑娘全没有刚开始时的羞涩,我想这真是喜爱歌舞的民族,歌唱是淤在灵魂里的湖水,一旦开了闸,便一发不可收。

摄影是贪婪的企图,总想把美景留住。但面对这样的美景,谁能有心随浮云过的定力?于是站在雨里,一个劲地疯摁快门。沐雨赏美景,薄薄的雨衣根本挡不住越来越急的雨水,本来就是滥nikon,还倍受我的蹂躏,相片也越来越模糊,仔细一看,原来镜头也被水雾蒙住了。

 

2005年08月27日

    三峡,在我的脑海里,本来是和大坝这个概念风马牛不相及的,即便是三峡工程已经被人大审议通过——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沉迷于摇滚乐和足球。第一次让我将三峡、大坝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是玩音乐的伙伴,林东。1992年暑假,林东皮肤黝黑,穿着肥大的花短裤背着吉他来到我们家,他说他刚去了三峡回来,他还说,明年就看不到三峡了。三峡工程订于19935月开工。

97年,长江合龙直播,那时我在复习考研究生,忙得心烦意乱,看到主持人宣布合龙成功后激动得猴蹦,跟尿急似的,娱乐得我哈哈大笑。

最近一次对三峡工程有印象,是今年6月间,不甘平庸的《新京报》抛出了《十问三峡》的话题,从泥沙、行洪、安全、生态、资金等诸多方面,炮轰三峡工程。作为竞争对手,我一方面认为这样做没有时效、缺少由头、甚至是没有采访,完全是破空而来的飞来石,而且基本上是对上世纪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的简化版再现,一方面,我也在心中暗暗佩服他们的勇气。之后,估计是受到压力,他们又做了《用主流眼光看三峡工程》的报道,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大耳光。作为报人,我们深知,没有一家报纸愿意这样做,也是一种无奈。

今天,我来到了三峡。

下船的时候,来到三坪镇,天不紧不慢地飘着雨,一彪人马,呼啸着下了船,兴冲冲地过了西陵长江大桥。拐了几个弯,导游说,大家往右边看,大坝!

这个备受争议的大坝,这个世界第一的大坝,这个耗资2000多亿的大坝,这个政治家和人文学者博弈一世纪的大坝,这个不知是造福后世还是异臭万年的大坝,就这样坦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江雾氤氲,大坝隐约在雾气之中,威严霸道,导游说,坝有70多米高,长度2000多米。建成后,年发电量18000兆瓦,相当于18个核发电量的总和。大坝建成后,将有效改善长江下游的防泄洪条件和航运条件。导游小姐用领导总结式的高音说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顺着坝边的堤走,突然间,闻道扑鼻的桂花香,感觉是一种奇怪的协调,奇怪,是因为这边是人工的奇迹,世界第一的发电站,凛然耸立,这边却是久违的桂花香,悠悠然是天然的美物;协调,是因为毕竟在这坝区,我依然可以嗅到自然的芳菲。闻着花香,沐着细雨,听着隐藏在草丛中的喇叭播出的芦笙,也是怡然!

有关三峡大坝的争议,我是无知的,无知到不晓得应该支持谁。家在安徽,我每年都有汛期之苦,也曾看到长江汛期里江北的灾民颠沛流离的惨象。三峡大坝的建立,的确能解决这些洪区百姓的现世之苦。至于环保、至于文物,和这些百姓有关系么?这些关系和每年汛期的背井离乡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98年的洪灾,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直接损失达人民币1600多亿,死亡320多人。当一些人文学者惘顾这些数字,去感慨、号啕张飞庙的不复存在、三峡石刻人工再现的矫揉做作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有产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无病呻吟。真不晓得倘若这些家伙在洪水没顶,手舞足蹈也抓不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绝望时分,是不是还会有这种思古的幽情。

这样想着,我还是应该支持建坝的人。是的,今天,在大坝的上游,我再也见不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不再有“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的险峻,但三峡今日同样没有了“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的怅惘,也没有纤夫“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苦楚。

我不算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是我标榜现实的理想主义。在我不长人生的许多重大选择中,正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帮助我度过一个个险滩而不至于熄灭理想的烛照,固然时时有犬儒生存的痛苦煎熬内心,但我当我从抽象的、纯粹的生命体验中醒过来,我依然坚持在未来的关怀和现世的救赎之间,我坚定地选择后者。

我对环保的看法是这样,现在,我对三峡大坝的看法也是一样。虽然我也留恋昔日美景,也痛恨借三峡工程寻租牟利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当年大江截流时所用的四面体石

三峡库区的最高海拔所在——坛子岭。

这一家,看样子,像是四世同堂,孩子们可能是从天南海北聚在一起来。真是不容易。开心的很。

 

从一夜的水声中醒来。船微微的有节奏地抖动着,轻轻的摇晃着。开始了,这一路的三峡之旅。

 

上到5层的甲板,西望,江水浑浊,扑面而来,夹杂着江水清新的湿气和隐约的腥味,水声浩大,冲在船上,似乎声音也可托人在半空。两岸的山壁陡峭,苍绿的灌木肆意疯长,。间或有沿山的栈道,通向沿壁而建的白色亭阁。心想,住在上面的人,不晓得是孤独还是惬意。


 

刚从宜昌出发,水势平缓,由于是洪水季节,上游大量的泥沙冲下来,使得江水比其往常更加浑浊。在船头俯看江水,滚滚而来,全没有小时后读东坡赤壁赋时“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情境想象。水也换了,不再是宋时明月宋时江水,人也变了,不再是衣袂飘扬倜傥天下的东坡居士。没有彼时的审美,大致还是我错了。

 

2005年08月24日


 

日报的成本之中,纸张的成本普遍占到60%以上,然后是人力成本,再后是管理成本。

 

眼下,报纸,尤其是北京的报纸,万物萧蔽,寒风瑟索。各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苦闷,成为各家报纸最主要的心态基色。

 

降低成本,成为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四个选择:缩量、减版、减薪、裁员。

 

前两个和纸张成本相关,后两者和人力成本相关。分开讨论。

 

如果缩量和减版只能选择一个。选择什么?

 

对那些每天到晚上78点钟,报摊上还有厚厚一叠剩报的报社,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降低废报率就好了。少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每天老老实实的,能卖多少印多少就好了,这样就能有效地降低成本

 

但是,对那些每天的剩报很少,或者象我们一样,基本到中午报纸就卖完的报社来说,缩量和减版就是比较艰难的选择了。

 

如果缩量,意味着将一部分本属于自己的市场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因为整体市场的报纸消费量和每张报纸的消费量是基本稳定的。如果一个读者本来想买A报纸,但是报摊上卖完了,他就会选择B报纸作为替代。这将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报纸的发行量降低,广告收入上受到很迅速的冲击。道理很简单。

 

如果减版,报社的领导者就要受到来自报社和读者的双重阻力。减版,广告版面不变,记者的发稿空间就受到挤压,发稿量就会变少,收入也会相应降低。对读者来说,版面总量降低,广告版面不变,意味着广告占版率增加和有效信息的减少,自然会有怨言。

 

选择什么答案,取决于领导者是注重眼下利润和长远利益。近视者会选择减版,因为不会影响到眼下的广告收入,目光长远者会选择缩量,因为减版所造成的报纸产品质量降低,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读者丧失和广告收入滑坡。

 

现实的残酷和有趣,在于很多事情不是纸面上说说那么简单的。对一个没有涉足业界一线操作的人来说,在我上面的推演之后,自然会选择缩量不减版。但是现实的变量——甚至是一些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变量都有可能改变最初的——或者是貌似合理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一张报纸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危险到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地步,减版所产生的长期的恶果已经远远不在考虑范围了,是不是应该选择缩量?再比如说,如果一个报社的领导今年不能完成利润指标,上面的领导会问责,甚至会撤职。他“近视的”选择了减版的救急方法,然后图谋东山再起,是不是也有些道理?

 

理论的美感来自于对“理想状态”的假设基础上的逻辑力量。但是如果谁在真的现实操作中意味环境都是“理想状态”,不是疯子,就是蠢货。书生误国也是这个道理吧。

 

再说降低人力成本的两种方法:减薪、裁员。

 

人心都是肉长的,设都不愿意看见昨天还是勾肩搭背其乐融融的同事,第二天就灰头土脸地收拾办公桌走人。一个心存宽容的领导,更不愿意这样。裁员,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一些淘汰制度不完善的报社而言,苦上加苦!

 

不愿意裁员,那降薪吧,是不是好的选择?

 

裁员,可能只是一两个人不爽,但是降薪,更多的人会不爽,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愿意犯众怒么?很难。更可怕的是,在大幅度降薪之后,选择自动走人的基本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员工。因为即便是降薪的幅度都一样,对优秀的人的世纪伤害会更大。一个庸才,每个月拿6000元,已经感到是祖上积德了,现在就算是降到4000块钱一个月,也不过是感到不像以前那么爽了,还是劳动回报大于或等于劳动付出。但是对一个人才而言,就是小于或等于劳动付出了。人才选择在降薪之后大范围地远走高飞,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报社的领导作出裁员不降薪的选择就是英明伟大正确的呢?也未必。淘汰一个人,牵涉到淘汰标准问题,淘汰比例问题,淘汰方法问题,仔细想想吧,这里面,哪个没可能暗藏祸心,不能成就那些心术不正的领导、逢迎拍马的走狗?

 

说了这么多,具体选择是什么,要看这个报社领导的心术、心胸、眼光、手段。但是无论选择什么,都是痛苦的。

 

突然想到海子的诗: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这四个办法,就象这四姐妹阿。每个都忧伤。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逃脱着四姐妹的宿命呢?

 

我在思考着一个饮鸠止渴的办法——说不定能有以毒攻毒的奇效:)

 

 


 

谈及《新京报》在大学校园中的影响力要强过本报,同事显得忧心忡忡。他的理由是,大学生作为一个有消费潜力和未来影响力的团体,一旦养成了阅读习惯,将对本报目前的市场地位产生冲击。

 

《新京报》是一份奇怪的报纸。一方面,他们在学界、政界、业界有着不俗的表现,口碑甚好。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发行量迟迟不能上去,广告收入也不尽如人意。这种奇怪的反差必有其原因。

 

我们也是一份奇怪的报纸。创刊伊始,我们就被别人称为“民工报”,学界对我们的不详预言从未停止过,时至今日,我们还在经历着方方面面的“侮辱与损害”。但是,我们的发行量在早报中排名第一,广告收入在全国排进前20名。今年上半年,我们是北京唯一一家盈利的报纸。

 

美誉度和市场反馈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逆反。若简单的找切入市场的时机的不同、二者的定位不同(插一句,“定位”这个词也快成万金油了,跟“体制”一样。追寻任何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只要随口说一句“体制问题”,根本不用过脑子,都是真理)等等原因,未免有点草率。

 

其实,从读者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新京报有名无利和本报有利无名,都可以找到一个更客观的答案(我说的是一个答案,不是唯一的答案,一张报纸的市场表现是多因一果的,我只是在说一个前人未提到的原因)。

 

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收入低的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金字塔的庞大基座,上面是人数少些的中产阶级,再上面是凤毛麟角的高收入阶层。当一张报纸的读者结构和这个收入金字塔相似的时候,在市场上是有生命力的,能够取得大规模的利润。我们的报纸就是这样。

 

但是,正金字塔形的读者结构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因为影响力的结构是一个倒金字塔型。越是低收入阶层,在社会上的话语权越弱,影响力越差。所以,当一张都市报的读者结构中,有话语权的读者越多的时候,他的社会影响力就越大、美誉度就越高。

 

好的报纸能够在市场导向和影响力导向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形成的读者结构是一个橄榄形的读者结构。中产阶级的读者占读者的大多数,这样的报纸能在广告收入和美誉度之间找到一个完美平衡点。美国的典型是《今日美国》,中国最接近这个橄榄形结构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

 

改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双收,简直是商业的最高境界和无上真理。问题是,很多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新京报》,得的是名,我们,得的是利。都是好事,都在做贡献,也都有名利双收的潜质。不像《华夏时报》、《晨报》甚至是《北京晚报》,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看都是名利皆无,死路一条——前提是,党真的把他们放在市场中竞争。

2005年08月19日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出通报指出,7月初,少数媒体错误炒作所谓“啤酒含甲醛”事件,给国产啤酒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给啤酒生产企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7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57种国产啤酒和64种进口啤酒中甲醛含量的检测结果,检测结果表明,所有检测样品甲醛含量均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2毫克/升)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饮用水甲醛含量的标准(0.9毫克/升),我国啤酒完全符合国际国内标准。
    通报说,7月5日,《环球时报·生命周刊》第24版刊发特别报道“一个啤酒工作者的来信”和该报记者采写的《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记者未到啤酒企业采访,未到食品质量行政监管部门核实,将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公之于众,造成不良影响。
    7月7日《成都商报》转载《环球时报》稿件,将标题改为《啤酒界人士揭内幕:甲醛作稳定剂》,副题为:“企业明知道可能致癌却因成本原因继续使用,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不知情”。7月8日《重庆商报》转载《成都商报》稿件时,将标题改为《国产啤酒95%含甲醛?》。之后,一些媒体争相转载,渲染国产啤酒的质量问题,使我国啤酒在国内消费者和出口国家中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通报指出,“国产啤酒含甲醛”的报道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严重的。有关主管部门对错误炒作的媒体和主要责任人进行了严肃查处和通报批评,相关媒体已向社会公开更正挽回影响。
    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希望新闻单位要加强对食品安全宣传报道的管理,凡涉及到食品质量安全的新闻报道,媒体必须事先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核对事实,征求意见。对重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报道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依据,媒体不得采用不具备信息发布资格的部门或个人发布的信息。对违反宣传纪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媒体和有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

2005年08月18日

 

上访强迫症患者的一个症状是,只接受对她有用的信息,一切和自己目标相悖的劝解、忠告、诉说,她都听不进去,不进行理性的思考,这并不一定是他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只是主观上不愿意而已。

高秀峰就是这样。

在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想,在高秀峰的内心深处,一定对教育部的承诺产生了动摇——虽然她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也可以解释她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在教育部门口穷追猛打。

高秀峰穿梭于北大、清华、人大。她找法律系的老师学生,咨询怎样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找新闻系的老师学生,问怎样才能引起社会关注。

北大、清华很多学生都知道了高秀峰的故事,有人把她的事情写了出来,把她的上访信张贴在水*木*清*华北*大*未*名BBS上。一天的时间,就上了“十大”。连续呆了三天。

高秀峰说起她的事情上了BBS的十大,很高兴,她觉得她的事情很多人在关注。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BBS上给高秀峰支了很多招,但是大多数是觉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要高秀峰认命。

高秀峰听不进去这些要她认命的话——她坚信这个世界是有道理可讲的,她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公道。

北大的博士告诉她,找谁都没用,就找周济(教育部部长)。周济坐的是黑色奥迪,可以在教育部门口拦车。高秀峰听进去了,并且做了;

清华的法学硕士告诉她,可以打官司,状告教育部。高秀峰听进去了,这两天正忙着找律师。

北大学新闻的学生告诉她,可以找媒体,形成舆论压力,迫教育部就范。高秀峰听进去了,她找到《法制晚报》、《竞报》,然后找到了《北京青年报》的曾鹏宇。

当高秀峰几乎在每一个和这个事件无关的人那里,都寻到了帮助、安慰或鼓励。这让高秀峰更加笃定的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公道。

高秀峰没有地方睡觉。刚来北京的时候,她睡在北京站的候车室,后来北大的学生告诉她,那里面很乱,经常由小偷和流氓。高秀峰笑着告诉我,她吓死了,再也不敢睡候车室了。

我问她,那你睡哪?这么多天?

她睡在24小时自助银行的玻璃房子里,有人刷卡进门的时候,她就跟了进去。那里,淋不着雨,有空调,也没有小偷和流氓。找不到24小时自助银行,她就去医院的急诊室。

有时候,北大清华的女生在寝室里留宿她。有一次在清华,她被楼长发现了,楼长把她从宿舍里赶了出来——然后把她安排在自己住的传达室里。

 

[财经专线](1)长安铃木公司总裁的办公室有多大?
新华社照片,重庆,2005年8月17日
    长安铃木公司总裁的办公室有多大?
    8月17日,长安铃木公司总裁桥本俊明(左)在他的办公室办公。
    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年产“奥拓”、“羚羊”、“雨燕”共11万辆,每年的销售收入60亿元,利润达2亿多元。那么总裁桥本俊明的办公室有多大?答案令人吃惊:总裁桥本俊明以及7位副总裁和300多位非生产现场的员工挤在一间600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办公,人均办公面积只有2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  周衡义  摄




新华社发了这张这个叫做桥本俊明的日本人和中国员工坐在一起办公的图片,配了上述的简短的文章。
这张图片像一个丰富的载体,可以解码为多种信息:
1。这厮真了不起,我党的一些官员干部不是口口声声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吗?这才叫与群众打成一片。看看他的穿着、办公桌的陈设,那些坐着豪华汽车、养着花园洋房、包着模特二奶的国企老总、政府官员,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点的羞愧之意!
2。总裁在平台上端坐,是一种不错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员工肯定不敢上班打游戏、聊天。总裁坐在这里,也是一种信号:我都能率先垂范,你也应该这样。
3。总裁在平台上端坐,也是企业文化塑造的一种好办法:我穿的和你们一样,我座位上的陈设也和你们一样,这会在企业中慢慢塑造一种共存共荣、荣辱与共的文化,好的文化是最好的润滑剂,会大大降低企业管理的成本。
4。每个人的周围,都或多或少有着小人得志便猖狂的人物,这些人,没当官前,低眉顺眼、低三下气,当了官之后,便拿着官腔、趾高气扬,一有点事情,就声色俱厉。他们以为这样才像个当官的,才使人畏惧。看看这张图片中
图片桥本俊明身后的人,看模样,也是个级别不低的官,再看看他垂手而立、嘴角紧抿、目光专注的样子,这姿态里表达出的敬畏之心,是对方挺着肚子、甩着袖子的老爷作派就能达到的么?
5。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极其关注,甚至是警惕。
桥本俊明和桥本俊明们的行为,让我尊敬,也让我觉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