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下发主持人自律公约 ，严禁用港台腔和方言。《竞报》在报道中用道德宪兵的语气说：“‘我好好感动’，‘真的很不错的耶’……这些听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的主持人发嗲广告，终于有望被管理了。”

作为国家机器的声音样板，邢质斌、罗京等人字正腔圆、语调铿锵的播音，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包装。而赵忠祥磁性、绵软的播音风格，也传递了舆论单维化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听到赵在“饶颖事件”中的淫荡录音之所以震惊万分，与其说是被赵忠祥个人形象的崩溃所震惊，还不如说我们是被两种天壤之别的声音符号在猛烈撞击之后的碎片所刺伤。

正如张闳在《现代国家的声音神话及其没落》一文中所说：经过声学和政治学双重标准的检测，播音员获得了国家声音的代言权，并将声学与政治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声音模式。它从神学中心像波浪一样向四方播散。民众倾听并模仿。邢质斌、罗京和赵忠祥们在这声学和政治学的乱世交媾中，已不再是具有扩音效果的“肉喇叭”，他们已被政治化、符号化为“国家声带”。

与这些“国家声带”所对立的，是一些粗糙、个性化的声带，这些声带所发出的声音，根植于村老野夫的胡言乱语，红男绿女的淫声浪语，市井人情的闲言碎语；这些声音因民间而亲切，因粗鄙而自然；这些声音本来只流传于寻常巷弄，断断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毁灭与重建后，在一体化的美学标准破碎的缝隙之中，这些声音似乎看到了出路——每个声音都需要找到出口，广而告知，宏钟大吕，这是声音的天性和本能。

一开始，这些声音还在黑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细密而怯懦，当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到倾听与言说的游戏之中，终于有人不再压低嗓门，告别政治恐慌时代的呓语习惯，告别对“国家声带”的表演和模仿。

这些拒绝的声音，是张家声在《河觞》中对夏青的声音神学的疏离，是谢丽斯、王结实、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等人对李双江“颂歌发声器”的抛弃，更是乔榛、童自荣、丁建华那一代配音演员用佐罗、高仓健、叶塞尼娜等形象，为我们建筑起的西方想象。

但是张家声、李谷一、童自荣们并没有表达对“国家声带”决绝的遗弃，更说不上反叛，因为他们脱胎于正统价值观念和革命美学的审美熏陶。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张家声委婉批评港台腔的老不正经，也能听到童自荣怨妇守空闺的牢骚。这让人唏嘘不已，让人扼腕叹息，哪里寻《河觞》中高唱“蓝色文明”的青春逆反，哪里是“我是佐罗”的潇洒浪漫！

1986年，工体，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一个家伙穿着马褂，挽着一高一低裤脚的军裤，端着一把破吉他蹦上舞台。当正襟危坐的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个粗砾、破碎的声音回荡在1.5万人的观众席——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他是崔健。

崔健真正完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也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声带”发出了暴乱通牒。在崔健一块红布和玩世不恭的反讽中，在“那老头子，那老太太”的调笑中，在“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的迷惘中，在“我要在雪地里撒点野”的歇斯底里中，抑郁已久的声音本能获得了爆发式的解放。开始只是崔健一个人的呐喊，逐渐汇流成80年代后期一代人的合唱。

围剿开始了！暴乱开始了！唐朝、黑豹、张楚、何勇这些声音的暴徒举着刀叉，率领着街头巷尾的青年，他们要把红旗插到克里姆林宫，他们要进行摇滚的“新长征”，当《中国火1》这张标志着中国摇滚乐孩提时代的巅峰之作大卖特卖、家喻户晓的时侯，谁都以为，“国家声带”将从此失声。

商业这个鬼头鬼脑的可爱家伙，在摇滚长征的一开始，扮演着起义军慷慨资助者的角色，当长征的行进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力弹压之时，放弃了对摇滚势力的道义资助。转而在皇权和暴徒之间找到了更为丰富、和缓的栖身之所——本土流行歌手。李玲玉、杨钰莹、李春波成为第一次声音暴乱被镇压之后的得利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登上了官方舞台。

庙宇深处的意识形态虽然在第一次声音暴乱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损兵折将，“国家声带”的义正辞严其实是虚弱的装腔作势，这个秘密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在不胫而走，这叫人忍不住有价值崩塌的恐慌。商业化的声音工厂时逢其时的诞生了，他们提供给大众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旋律的非官方声带，填补上帝死掉之后的巨大空白。而官方的舆论形态在第一次声音暴乱所带来的刺激与疼痛之后，有了足够的宽容度或者说是谨慎来面对这些商业化的声音。

伴随着流行音乐的大行其道，美国大片、身体写作、青春偶像剧也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忍的空间里成长壮大。各类电视娱乐节目也在这样既不红、也不黑的粉色舆论尺度下满地开花。《快乐大本营》、《超级大玩家》等娱乐节目风靡一时，李湘、何炅等人模仿港台娱乐节目主持风格（确切说应该是台湾的娱乐节目）在逐渐被观众认可和喜爱之后，也被冠以“港台腔”的审美非议。逐渐的，沉寂许久的“国家声带”和它所代表的正统，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对港台腔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责难。

但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并没有在“国家声带”的道德责难中把“港台腔”打入冷宫，反而在越来越多的“快乐＊＊＊”、“超级＊＊＊”中不断克隆越来越滑稽的港台腔。这并不说明这些省级电视台尊重民间审美，不代表他们关注观众的掌声甚于行政的压力，只能说是收视率背后的广告诱惑让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在1997年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之后，竞争加剧，港台腔和港台腔主持的综艺节目、音乐节目、终于成为各家电视台猎取收视率的法宝。

在这不精准的回述中可以看出，港台腔的存在和流行，是基于民众选择的结果。这其中固然有电视台对大众口味误解的可能，但是不能成为对“港台腔”封杀令的堂皇理由。

我承认，我不喜欢港台腔，但我更不喜欢对港台腔的封杀。因为这封杀的逻辑是“我认为这样不好，所以不许这样”。请问，你是谁？你代表了谁？你凭什么不许这样？你能代表那些白天苦谋生活，只有晚上在电视机前才能找到丁点乐趣的上班族么？你能代表那些已经在便秘般的枯燥说教面前痛不欲生的孩子么？你能代表超女们疯魔的粉丝么？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们回到那单一价值观的禁欲年代？

    多元价值观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也是民主生长的营养基。理性的国家权力只能通过高明的传播技巧，润物细无声地实现主流价值观，而不能通过对异己的绞杀来建筑。和理性的克制相比，粗暴的绞杀更容易被模仿和复制，它伤害的不是一代人的审美，它污染了一个民族的心灵。

     这篇blog的题目，本来叫做《无政府声音的意外死亡》。在快写完的时侯，我把它改成了《无政府声音的意外流放》。相对于那些“国家声带”，我相信这些无政府的声带，更坚韧隐忍，更有生命力，在当今中国是真正的主流，因此，他们不会因为封杀而失声，而死亡，他们只是被暂时的流放。

是的，路很长，但是他们并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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