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文 提 要
《说文》“名”之解读
华东师范大中文系 曹翔
许慎《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今人把许慎的这个经典释义多解读为“名是自己命取的”，但这种解读经不起推敲。其实，许慎的本意是说“名，是自己的命”。“名”的造字理据与相关的文献资料、民俗遗风相吻合，无不印证了华夏先民所崇尚的“名是命”的观念意识。许慎的释义忠实地保存了华夏先民“名”概念的本质内涵。
“容易”的词汇化与“容”表“许可”义的双音化之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晁瑞
清代翟灏与当代学者周日健、王小莘，胡绍文都谈到“容易”的词汇化问题，但是阐述其词化过程尚欠允当。本文在考察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容”表示“许可”义双音化在前，“容易”词化在后。据此笔者有理由相信：随着“容”表示“许可”义的双音化，频繁在线形结构上相邻的“容”与“易”就词化了。
语言演变中的“返祖”现象初探
南京大学中文系 车淑娅
语言演变中的“返祖”现象是指在语言演变中，某种语言现象在语言发展的某个时期消失了，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之后，这种语言现象又重新出现了。我们称这种语言现象为语言演变中的返祖现象。这种语言返祖现象分布在语言系统中的各个方面，本文列举三种表现形式，即：词的返祖、词义的返祖和语法功能的返祖。
一、词的返祖是指该词在演化过程中词形和意义都没有变化，但是在该词出现以后，有一个时期不再被使用，或者不再被广泛使用，该词所表达的意义由另外的词所代替，但在另一个时期，该词又取代其他词重新被用来表达这一意义。最早见于《韩非子》中的“看望、探望”义的“看”，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未再见用例，其间“看望、探望”一义主要由“问”等词来表达，到东汉才又再次出现。其间经历了一个“初次出现——沉淀——再次出现”的沉浮过程，反映了语言演变过程中词的返祖现象。
二、词义的返祖是指该词在演化过程中词形没有沉淀，只是该词的某种含义在某个时期不再被使用，或者不再被广泛使用，该词在该时期表达的是另外的意义。但在另一个时期，沉淀下去的含义又重新浮现出来。（一）“小姐”作为女子通称含义唐时就已出现，宋时也有少量用例。但此期之后并未扩大范围或继续延用，唐朝对年轻女子的另一个称呼语“小娘子”延用至宋用以指称年轻女子。直至“五四”以后，“小姐”才又可以用作对任何女子的通称，且较多地是作为雅称、尊称来使用。（二）“小姐”指称地位卑微女子含义始现于宋代，但此期以后没有得以延用。至清代始浮现，但使用范围不大，时间不长，此后“小姐”指称妓女的用法又一次沉淀下来。直到20世纪后半期这种含义又一次浮现。其间经历了一个“初次出现——沉淀——再次出现——再次沉淀——重新浮现并广泛使用”的沉浮过程，反映了语言演变过程中词义的返祖现象。
三、语法功能的返祖是指某些具备某种语法功能的词，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没有或者未发现又或者很少发现它们具备这种语法功能的用例，或者说在这一时期，它们似乎不再具备这种语法功能。但是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它们的这种语法功能又浮现出来，而且使用广泛。六朝新兴的一个句尾语气助词“那”，在六朝以后直至唐末近三百年间处于沉淀时期，此时期句尾语气助词“那”的语法功能主要由另一个句尾语气助词“耶”承担，到晚唐五代句尾语气助词“那”再次出现，完成了一个“初次出现——沉淀——再次出现”的沉浮过程，反映了语言演变过程中词的语法功能的返祖现象。
四、语言演变过程中各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返祖现象的语言学成因，一是语言内部选择机制作用的结果，二是经济原则的作用，三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
《世说新语》和敦煌变文常用词比较研究
厦门大学中文系 陈明娥
常用词是汉语词汇的基础和核心，它一方面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新词的出现提供了原料基础。正因为这种稳定性使常用词的演变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常用词的演变是一种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化，它影响到整个词汇系统乃至整个语言系统的变化。我们以带有鲜明口语、俗语化色彩的典型文献《世说新语》和敦煌变文为语料，分别选择了40组典型的常用词，对它们在两书中的使用情况作了穷尽式的统计，然后从常用词的使用频率、词汇形式、语义特点、语法功能诸方面作了全面的比较分析，从中大体可以窥见从南北朝初期到唐代二三百年的时间里汉语词汇系统的深层变化。《世说新语》和敦煌变文常用词的使用情况也可为专书的语言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材料，这些语言事实对于汉语史的分期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也谈同经异译的语言研究价值
南京大学中文系 陈文杰
利用同经异译相互参校，是六朝就已开始运用的佛经研究方法。在今天的语言研究中，它对于考释词语、识别新的语法成分、管窥语言的发展和译经语言的复杂性、正讹误、辨通假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同经异译的对比只是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必然性，一般来说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证据。
宋本玉篇删改原本玉篇考
[日本]熊本学园大学 丁锋
南梁顾野王《玉篇》于543年成书，至宋1013年大幅度重修，历近五百年。其间虽数度小有增删，但大致保持原本面貌。今取日本尚存原本《玉篇》残卷2072字与《大广益会玉篇》比较，探究其重修体例与重修宗旨。经研究，发现宋本重修时履行了大删书证、大改反切、大增字条等三大原则，对义项则综合实施删除、改订与增补并举的原则。其意图在于要造就一部便捷的多字的应时的字典。宋本的“大、广、益、会”只体现在收字上，收字以多为佳反映了有宋一代字书编修的一般取向。在增补的义项中多有引用《说文解字》的现象反映了宋代对说文学的关注与推崇。全文分五章展开讨论，约计一万五千字。
常用双音词的历时替换
浙江大学 丁喜霞
自80年代末以来，常用词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蒋绍愚先生在《古汉语词汇纲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绍愚自选集》中都多次论及常用词演变研究的问题，张永言、汪维辉两位先生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６期上发表了《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从认识上和实践上大力倡导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李宗江先生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先生的《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更代表了目前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有关词汇研究的专著中也常涉及常用词演变问题，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也涉及这一领域。
但是，综观已有的常用词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以往探讨的常用词不论是实词还是虚词，基本上都是单音词的历时更替性研究，双音词极少。如汪维辉先生的《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探讨了41组常用实词，涉及到的双音词只有“他人／旁（傍）人”一组；李宗江先生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只有极少文字言及双音词“方才”、“犹自”、“唯独”。双音节是现代汉语词汇的音节主体，双音复合词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与关键，其中自然有不少属于常用词。如一般公认的3000常用词中，有单音词1337个，复合词1663个（统计数字据王又民《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59页）。如果对常用词的研究只集中在单音词的替换研究上，很少涉及双音词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就难以了解汉语词汇由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的演变过程，不考虑双音词的历时替换问题，难以全面描写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
常用双音词的演变研究，不仅要从构词的角度研究双音词是怎样成词的，还要从历时演变的角度，考察双音词在成词的过程中，语音、语义和用法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前此产生的同义双音词的替换。
兹以常用双音词“依靠”、“倚靠”、“房屋”、“窗户”为例，考察“依靠”和“倚靠”对历史上形成的同义双音词“依怙、依恃、依倚、依凭、依傍、倚仗、仰赖、仰仗”的历时替换；“房屋”对“房室、屋室、室屋”的替换，“窗户”对“户牖、牖户”的替换。籍以呼吁加强对常用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的研究，加强对常用双音词的同义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历时替换的研究。
中土佛教文献词语诠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董志翘
中古时期的中土佛教文献，占有一定的数量，且具有较强的口语性，从语料学角度而言，它比同时期的汉译佛典更为可靠，所以在汉语史研究中，应对这一部分材料予以关注。同时，进行中土佛教文献语言研究，对于这些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利用、对于大型语文性辞书的编纂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洛阳伽蓝记》、《弘明集》、《高僧传》为例，对其中的10个词语作了诠释。
“举”字补说
四川大学中文系 杜晓莉
《说文·手部》：“举，对举也。”辞书中举字条下有关动作的意义多可由此找到引申的源头，只是有的引申线索清晰，有的不清晰。《汉语大字典》该字下所列的第28义项：取，拾取；第29义项：没收，它们之间应该有引申关系，强制性地“取”物即为“没收”。近日读汉译佛经，发现这条引申线索还可继续延伸，引申出其它三个义位：1.收拢，收聚；2.放置；3.藏。这三个意义的“举”还可以分别与别的词同义连用，构成一系列两字组甚至三字组，如“收举”、“举置”、“藏举”、“举藏”、“举置藏”等等，这些同义连文的组合，也正说明了“举”的这三个意义的存在。但这三个意义未被《辞海》、《汉语大字典》等许多辞书收录。
对于“举”的“藏”义，郭在贻先生曾经有过论述，他认为：“举作藏解，实为弆之借字”，“弆者藏也”。（郭在贻《训诂丛稿》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但是，我们发现，“举”的“藏”义和它的“收拢”“放置”义有比较明显的源流关系，不必解释为“弆”的借字。这样的理解，还可以从司马贞《索隐》和裴骃《集解》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注解中得到支持。此外，本文还补充了几个汉译佛经中的例子，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词尾“自”的生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范崇峰
中古时期“自”常用作词尾，它由作状语的代词“自”逐步语法化而成，形成于汉代，魏晋时期发展成熟并广泛应用。
古籍电子化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
——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为中心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范子烨
本文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为切入点，阐明了古籍电子化对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评介了其他的古籍电子化工程及数据库，涉及了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多家专业网站，指出中国大陆的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乃是当今世界中国古籍电子化的制高点，代表了古籍电子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荆州记》辩误一则（缺）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方向东
《太子慕魄经》非安世高译考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方一新
《太子慕魄经》，一卷，《大正藏》编号为T.167，在第3 卷408－410页，题后汉安世高译。学者把它作为东汉的语料进行汉语史研究。但从古籍著录、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看，却多有可疑之处。如语法，经中有两例表示被动的“为……所见”式，此一用法，未见于可靠的东汉译经。又如词汇，经中有“王未到顷”这样的句子，“顷”多用于“否定词＋动词”之后，表示时间的某一点，犹言“在……之时”，这一用法也不见于东汉译经。凡此，都和安世高翻译的佛经有明显的差异，也和东汉时期的可靠译经有较大的不同，当非安世高所译，也非东汉时译。
从古代 “穷”“富”是否反义词
看反义词研究的历史观念与实际语料相统一的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管锡华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穷”“富”单音词反义对用，证明了古代“穷”“富”也是反义词。第二至第四部分是：“贫穷”“富贵”类双音形容词反义对用、“穷民”“富民”类双音名词反义对用、“穷”“富”构成的不对称形容词语反义对用，描述了由单音词“穷”“富”构成的反义词语的对用状况。第五部分：古代“穷”“通”也是反义词，由调查分析指出了古代“穷”的反义词是“达”也是“通”。本文的研究，说明研究古代反义词有历史观念远远不够，还必须充分调查古代的实际语料，只有历史观念与实际语料相统一，才能得出接近于实事的结论。
《方言》校释商补（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华学诚
对《方言》既有校勘、注释进行商补的工作，我是从1986年研究钱绎《方言笺疏》开始的，此后在研究郭璞注和清代学者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诸家校注以及周祖谟《方言校笺》的文章中也都有所涉及。1994年着手进行《方言》的校释整理工作，1995年至1997年间，我将前几卷初稿中自己有心得的34条校勘意见以《<方言校笺>拾补》为题分两次刊布。这种条目式的考订性文字竟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集中复印，一些著名前辈专家见到文章后鼓励我把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这些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的几年，由于其他工作牵扯了大部分精力，《方言》的校订工作不得不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到了2002年，我终于能够集中精力于《方言》的校订工作了，因此修订了体例，从头开始。当年秋天，适逢第三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我就在刚完成的少量书稿中挑出了8条写成札记提交会议，这稿子2004年春天略作修订后以《<方言>校释零札八则》为题交给了《古汉语研究》，该刊答曰：“暂存本刊备用。”除这个“备用”的稿子之外，上面提到的已经发表的《方言》校释商补内容，都收入我的《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一书中了。
我读《方言》，倏忽一十八年，至今不敢说懂《方言》。拙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终于在今年五月初成，目前正在进一步补充资料、修订文字和编纂相关附录，但是书中仍然有不少“未详”之处。中国训诂学会年会和第四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即，因近年来精力聚于《汇证》，无暇著文，又不敢率尔操觚急就成章，所以就故伎重演，还是摘录书稿中有自己心得的校释意见写成札记。不过，从这一篇开始，我将文题确定为《<方言>校释商补》，准备把十三卷中有自己见解的校勘、注释内容系统梳理一遍，拣选其中稍微重要的条目写成札记，统一以此题分期刊布，以求教于学界同仁，期望得到批评指正，以便使拙著在出版前有机会把错误和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专家们的批评指正意见，只要吸收进书稿，一定具名，以明不敢掠美，同时兼表谢忱。这次系统梳理撰写札记时，将排除上一小节提到的已经发表和被“备用”的条目，以免自我重复和浪费宝贵的学术刊物资源。是为小引。
1、考鲐；2、 ；3、奕、偞；4、滕；5、 ；6、暗；7、 ；8、揄铺；9、遵；10、斟；11、音阎，或湛；12、掩；13、洼；14、比；15、侹；16、朹；17、露；18、梱；19、褛裂；20、斟；21、差；22、间。
《切韵》韵目小注的“同”与“别”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黄笑山
《切韵》的韵目小注历来受到音韵学家的关注，在讨论《切韵》音系性质的时候，这些小注也成了重要的证据。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小注反映了《切韵》编撰时从分不从合的倾向，由此推论出《切韵》是一种综合的音系。
仔细观察小注提及的早期韵书“与某韵同”的情况，可以发现这些情形跟中古前期的押韵实践是相一致的。例如“董，吕与肿同”、“冬，阳与钟江同韵”、“霁，李与杜与祭同”、“皆，吕阳与齐同”、“灰，夏侯阳杜与咍同”“元，阳夏侯杜与魂同”、“山，阳与先仙同”等等，跟诗歌押韵中总的趋势相同，可以说这些小注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同用”。
既然小注里的“同”就是当时的同用惯例，按理就应该把同用的字归并到一个韵中，为什么《切韵》要分韵呢？表面看起来，小注中总是说这些被人同用的韵有些人是分用的，例如董肿“夏侯别今依夏侯”、冬钟江“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霁祭“吕别今依吕”、 皆齐“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灰咍“吕别今依吕”、 元魂“吕别今依吕”、 山先仙“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等等，这种“今依某人别”的做法好像显示了编者的原则是“从分不从合”，只要以前有人“别”，就分韵。
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小注，我们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别”情况是在利用分韵的手段把不同等或者不同开合的韵分开。在《王三》的62个讨论分韵的小注中，有41个是分等的，有7个是分开合的，占了总数的77%强。这反映了《切韵》的编撰原则不仅仅是表面那个从分不从合。当然，也有一些小注是区分重韵的，例如“脂，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语，吕与虞（麌）同夏侯阳李杜别今依夏侯阳李杜”、“夬，李与怪同吕别与会同夏侯别今依夏”、“删，李与山同吕夏侯阳别今依吕夏侯阳”等，即使这样的区分也应该是有意义的。例如，“脂之微”三韵，陆法言之所以依阳、李、杜之“别”，是因为这样分韵可以反映出语音的实际。用现在的分类来看，“脂”是重纽三等韵，“之”是普通三等韵，“微”是纯三等韵，它们的性质不同，可以拼合的声母多寡不同，上古来源不同，后来也有不同的发展，例如“脂”的唇音A类在汉越语里发展成了舌尖音，“之”没有唇音，“微”的唇音发展成了轻唇，等等。这说明这三个韵在当时是有差别的，《切韵》的分韵根据了音系的实际。又如“删山”两韵是二等重韵，但是在中古早期的诗文中它们不押韵，界限很清楚。像“删山”这样的重韵，除了上文提到的“夬怪”“语麌”，还有“谏裥”和“咸衔”韵系4个韵 ，一共8个，占总数的12%。而更多的重韵，像咍泰、佳皆、覃谈、东冬等韵系小注中并没有显示参照前代韵书的分合。从历史来源和押韵的情况看，这些重韵的划分都是有实际语言基础的，重韵大面积合并的证据相对来说都晚于《切韵》。换句话说，《切韵》编者剖析毫厘的语音学态度决定他们把一些语音差别明显的韵分开。
似乎没有人批评《切韵》分开合或者分等是综合了古今方国之音的，而《切韵》小注主要反映的是按等分韵的原则，有些地方也按开合来分韵，并不是无原则地采取早期韵书的“别”而忽视早期韵书的“同”。因此，由韵目小注“从分不从合”来推断《切韵》的分韵是综合了古今方国之音还需重新考虑。
慧琳音义以何为标准音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金雪莱
对于慧琳音义究竟以何为标准音，历来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慧琳音义注音取自《韵音》等秦系韵书，而排斥《切韵》。根据是从慧琳注语中明白可见《韵音》为秦地方言，《切韵》为吴地方言；慧琳在注音时时时指责《切韵》吴音，而有取于《韵音》秦音之反切。如卷12“打治”条：“打，吴音为顶，今不取，《集训》音德冷反。” 黄淬伯在《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一书中认为慧琳音多取自秦音。但不可否认的是慧琳音也受到了《切韵》音系的很大影响。慧琳音义继承和改良了玄应音义，而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常出现的体例是：某音某地作某音。其中包括了关中、山东、江南等地的语言。此点在慧琳音义中也常出现，如卷48：“镕，以终反，江南行此音。”又有数地语言同存的，如卷59：“劈，字林匹狄反，破也，閞中行此音，说文音隐披厄反，江南通行二音。”此类现象举不胜举。
慧琳所处时期介于中古前期和中古后期的过渡时期，非常关键。魏晋六朝隋初唐为中古前期，中唐五代为中古后期，字音结构跟中古前期相同，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随着全浊声母的性质的改变而发生分化，声韵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慧琳所处时代为两者之间，语音演变较为明显，在他的《经音义》中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对全浊上声字特别加以注音，如卷29：“消殄，下田演反。俗字也，上声呼。”又如卷35：“牙颔，下含感反。上声字。”等等。这说明文读中保持着原有的读音，而在白读中却已不分。因此简单认为慧琳音义是以秦音为标准似为不妥。
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俗字考释六则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景盛轩
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质朴通俗，口语性较强，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大般涅槃经》写本，不少距昙无谶译经时间不长，可以看作“同时语料”，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是敦煌写经中有不少俗字，给利用该语料设置了障碍。本文对该经中的“棍”、“ ”、“ ”、“ ”、“ ”、“孾 孆 嚶”等俗字作了考释，认为：“棍”是“鎞”换旁、讹变俗体；“ ”是“麤” 的俗体，是一个“连读式”的会意字，它是由“麤”到“麁”演变的过渡环节；“ ”是“腨”的换旁俗体；“ ”分别是“編” 换旁和类化而产生的俗体；“ ”三字是“豺” 换旁、讹变并增旁的结果；“孾 孆 嚶” 三字是“婴”的增旁俗体，它们的产生，可能受了“孩 姟 咳” 三字的影响。
唐宋俗语词零札
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雷汉卿
唐宋俗语词多有为雅诂旧义所不能赅者，这个领域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需要我们坐冷板凳下死功夫开展研究。如果我们姑且把新词比做新朋友，把新义比做老朋友的话，在阅读唐宋时期文献时就常会遇到不少生动活泼的新朋友，也不时会碰到一些今非昔比的老朋友。新朋友新颖可喜，需要认真仔细地了解；而“老朋友”却是此一时彼一时，需要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不能以成见处之。唐宋以后的俗语词多有未被《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语文辞书所收录者，有些虽已收录，但往往义项有缺或释义不完备。本文选取“察只子”、“褴缕”、“媚痴”、“迷黎麻罗”、“褦襶”、“天吊”、“纣”7则方言俗语词加以考释，认为见于《墨庄漫录》的“察只子”一词意思是“落单”，至今存活在西北方言中。“褴缕”本是形容衣服破烂不堪，《方言》已有说解。但《苏氏演义》却认为其与“邋遢”、“龙钟”语义相近，算是新义。本文努力证成这一观点，找出“褴缕”与“邋遢”、“龙钟”之间的关系。“媚痴”一词见于禅籍，时贤已有考证，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其与“墨杘”、“眠娗”、“勔臔”、“瞑眩”、“懱猰”、“乜斜”等语义相同。“迷黎麻罗”见于禅籍，实际上就是“麻迷”、“麻弥”，也即“麻茶”、“麻挲”、“麻瞪”。“褦襶”在大型语文辞书《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中设立三个义项：①凉笠，②愚蠢无能；不晓事。③衣服粗厚臃肿貌。前两个意思无疑义，第三个义项似乎概括不全面，应该解释为衣冠不整洁而显得邋遢。辞书在确立义项时似乎疏忽了词义的概括性。同时指出，在今西北方言中“褦襶”还有一个意思：水平低劣，《汉语方言大词典》未设立此义项。“天吊”为小儿惊风抽搐的病症，医学文献多有描述，但语文辞书失收。“纣”即驴纣棍，我们认为《春渚纪闻》卷七魏处士“孔目不是孔目，驴纣乃是驴纣”一联中用“驴纣”比“孔目”是一种讽刺，和“村纣”无关。由于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俗语词至今还存活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方言中，所以在解释的过程中除了尽量引用文献资料以外，为了求得解释的圆满，还不时引用现代方言作为旁证，个别此条甚至只有方言例证，疏漏专断之处切望与会专家不吝指正。
《世说新语》被动句硏究
[韩国]公州大学中文系 李炳官
1. 序论
《世说新语》是硏究中古时期汉语的非常重要的资料。本稿要硏究《世说新语》的被动句来考察中古汉语被动句的类型，同时与古代汉语被动句比较。 汉语被动句的范围有广狭区别，本稿只限于有被动标识的句子。
2. 古代汉语被动句的类型
古代汉语被动句的类型有’于’字式， ‘见’字式，‘为’字式和‘被’字式。 其中’于’字式为最早，甲骨文里也有’于’字式的被动句；‘被’字式为最晩，他在战国时代末期才出现。
其被动形式有： （1）动词+‘于’+名词（行为者）（‘于’字式）； （2）‘见’+动词，（3）‘见’+动词+于+行为者（以上‘见’字式）；（4）‘为’+动词， （5）‘为’+动词+于+行为者，（6）‘为’+行为者+见+动词，（7）‘为’+行为者（名词）+动词，（8）‘为’+行为者+之+动词，（9）‘为’+行为者+所+动词（以上‘为’字式）；（10）‘被’+动词，（11）‘为’+行为者+动词（以上‘被’字式）等。
3. 《世说新语》的被动句
《世说新语》 里的被动句一共79次出现，结构上袭用于古代汉语的形式。 但用例上‘为’字式与‘被’字式为主，‘于’字式与‘见’字式为副。
3.1 ‘于’字式：在《世说新语》里‘于’字式被动句共4次出现。这是和《世说新语》整个被动句(79次)比较起来，只占有百分之五。
3.2 ‘见’字式：在《世说新语》里‘见’字式被动句共12次出现。只占有百分之十五。 其形式和古代汉语差不多。 例如： (1)‘见’+动词 (2)‘见’+动词+(于)+行为者
3.3 ‘为’字式： 在《世说新语》里’为’字式被动句共34次出现。 占有百分之四十三，书里最多，其形式有(1)‘为’+动词， (2)‘为’+行为者+所+动词，(3)‘为’+所+动词 和(4)‘为’+行为者+动词 等。其中‘为’+行为者+所+动词结构最多，共有31次。
3.4 ‘被’字式：在《世说新语》里‘被’字式被动句共29次出现。占有百分之三十七，用例次于‘为’字式。其形式有(1)‘被’+动词，与(2)‘被’+行为者+动词等两种。其中‘被’+动词结构最多，共有27次。
4. 结论
(1)在结构上，《世说新语》里的被动句袭用于在古代汉语里使用的被动形式。但是用例上‘为’字式与‘被’字式为主，‘于’字式与‘见’字式为副。尤其是‘于’字式明显地退步， 几乎没有。
‘为’字式里‘为’+行为者+所+动词结构最多，‘被’字式‘被’+动词结构最多。
(2)古代汉语里， 使用被动句的情况大部分是遇到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或者无可奈何的事。在《世说新语》里的被动句也是一样。
(3)在‘为’字式与‘被’字式被动句里， 表示否定的时，否定副词‘不’或‘未’常位于‘为’或‘被’字的前面，这方式和现代汉语一样。
(4)《世说新语》被动句里使用的动词大部分是单音节。
说说“强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丽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不肯低头，形容刚强正直不屈服”的“强项”，注音是qiángxiàng。本文从古音、方音、普通话等角度论证该“强项”正确读音为“jiàngxiàng”。同时补充说明“强项（jiàngxiàng）”还有“固执”“强横”义。
从焦点、话题看唐五代的虚词“即”
——兼谈唐五代虚词“便、则、遂、乃”的用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明
本文首先分析了“即”的两种疑难用法：一是用为强调或限定的焦点助词，二是用为承接对比性话题。这两种用法代表了“即”虚化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动词义发展为确认义，最后发展为限定义；另一条是由时间副词发展为承接时间小句的连接副词，而后又发展为承接条件、原因小句的连接副词，最后由承接条件小句发展为承接对比性话题。本文通过一些已经被证实的语义演变规律，利用唐五代数种白话文献构拟了它的发展路线，揭示了“即”各种用法之间的关联。此外，本文还连带比较了“即、便、则、遂、乃”的用法。事实上，通过对“即”的考察，我们也基本弄清了“则、便、遂、乃”在唐五代的用法。
“即”与焦点有关的用法出现于以下五种格式（黑体代表焦点）：
A、 NP1即（是）NP2
B、 NP1即（是）NP2
C、 即NP1是NP2
D、 即NP1即NP2（“即心即佛”）
当“即”出现于判断句，但不是在主语之前时，确认义比较明显；当“即”出现于判断句的主语之前时，确认义、限定义共存；当“即”出现于非判断句时，确认义隐退，限定义凸显。限定义源于确认义。
D式是由A、C两式叠加而成。“即心即佛”一类格式，可以视为“框式焦点助词”格式。同类格式还有：“唯……即/乃”、“只/即/则……便”。其中的“唯、只”是限定副词，“即、便、则、乃”是表加强肯定的副词（位于主语前的“即、则”包含有限定义）。当我们把“即心即佛”同这些格式联系起来，就会意识到：乍一看甚为奇特的“即心即佛”，其实是很普通的一种强调句式；用现代汉语对译，“即心即佛”可以说成“就心就是佛”。
承接对比性话题的“即”分布于以下三类格式：一．X，Y即
臣父兄事君不谨，遂被楚帝诛身。臣即不绍於家，弃父离君逃走。（伍子胥变文）
二．X即，Y即
衣即绫罗，食即恣口。（韩朋赋）
三、X即，Y
母即依前归地狱，目连振锡返身回。（变文，目连缘起）
相对于“X即，Y”与“X即，Y即”，“X，Y即”是更常规的格式。
“即、便、遂、乃、则”在《变文》中的出现频率按高低顺序排列依次为：即、便、遂、乃、则；而在《祖堂集》中，出现频率依次为：便、则、即、乃、遂。《变文》中“即、便”频率相当而《祖堂集》“便”明显多于“即”，而且“遂”的出现比率《变文》远远高于《祖堂集》，这两方面说明《祖堂集》的口语程度整体高于《变文》。“则”在《变文》出现很少（比如在口语程度很高的《庐山远公话》中只出现一次），而在《祖堂集》中出现极多，可能有通假、方言等多个因素。
“惭”、“愧”义变及其词义引申的特点
四川大学中文系 李倩
汉语由上古阶段发展到中古阶段，其词汇系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词的产生和新义的产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以往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新词、新义的考释方面，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将研究重点转向新词是如何而生、新义是如何而现的考察，特别是希望通过历时的分析和共时的描写，弄清词义演变的条件和新词出现的可能。
一、上古汉语中“惭”、“愧”都只有“惭愧”一个意思。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指出：“惭愧、惭、愧（媿），感谢”，并列举了中古以来的许多实例。可见“惭”、“愧”在中古和近代汉语中已经发生了义变。“惭愧”义和“感谢”义分属不同的义类，两者的语义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惭”、“愧”用法和语义环境的考察寻绎出词义演变的环境和条件。
上古到中古，“惭”、“愧”用法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不再用“于”引进对象和原因。我们认为这为“惭”、“愧”的义变提供了相应的语法环境。
《小尔雅·广义》中说：“不直失节谓之惭。”这就是说一般引起“惭愧”心情多是由于一个人因为做错事或自己没尽到责任。但是在使用中“惭愧”心理逐渐可以由接受“恩义”无法报答而产生。“感谢”也正是因对方的好意或帮助而产生。由此“惭愧”义和“感谢”义的语义环境发生了交叉。我们认为，在使用中，“惭愧”由较重的“自责”意，引申为不带“自责”意味的“心理不安”意，再由引起这种“心理不安”的原因由负面因素转向正面因素，为“惭”、“愧”发展出“感谢”义创造了语义环境。
二、中古阶段“惭”、“愧”发展出“感谢”义，使它们可以作为构词语素与很多同义语素构成具有同义关系的并列式复合词。根据我们的考察有以下一些：惭愧、愧惭；惭荷、愧荷；惭谢、愧谢；惭感、感愧；愧戴；愧德。
多义词的义位组成和各义位之间的联系可以显示出词汇系统的不同和词义发展的特点。“戴”、“德”、“荷”、“感”、“谢”、“惭”、“愧”通过不同的引申路径发展出“感谢”义，通过它们引申逻辑的比较，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组：一戴、德；二荷；三感、谢、惭、愧。从中可以比较得出“惭”、“愧”义变的特点。
郭璞《方言注》探求词的理据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清桓
对汉语词的理据探讨我国学者较多注意汉代和清朝的情况，因为汉代是我国寻求词的理据的第一个高峰期，清朝则是第二个高峰期。但学术的发展有兴起、有高峰、有衰落，更多的是峰与峰之中的过渡。晋朝是我国追求汉语词的理据发展的过渡期，没有此时的积淀，清代的高峰期也许难以出现，但我国学者对晋朝时的汉语词的理据发展情况重点关心的是据《太平御览》所引晋杨泉《物理论》的片言只语，其实郭璞在《方言注》中就有许多明确探求词的理据的语料，然而学界对此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周祖谟先生、吴庆峰先生虽然提及到了，却着墨不多。笔者因此草敷小文，申其梗概：一、《方言注》解说词的理据的用语：1．言某某。2．俗谓某某。3．名某某。4．故为某某。5．所以。6．犹某某。7．某某之转。二、《方言注》探求词的理据的方式：1．声音方式，包括“摹声”、“谐声”、“声转”、“语转”。2．形象的方式。3．功用的方式。4．文化的方式。三、《方言注》所释词的理据范围：从词的功能上分有：1．名词：郭璞共阐述了27个名词的理据。2．动词：郭璞共阐述了28个动词的理据。3．形容词：郭璞共阐述了17个形容词的理据。从词的音节结构上分有：1、单音节词。（2）多音节词。四、《方言注》寻求词的理据的价值和不足：（一）、郭璞继承、发展、创新了我国从先秦以来寻求词的理据成果。（二）、郭璞寻求词的理据操作在汉语词的理据学史也应该占有重要一席。三、郭璞在阐说词的理据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某
些不恰当之处。
汉代以后的语法环境与动词的语法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永
汉代以后，汉语语法系统陆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动词语法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和语法基础，另一方面，动词语法化又创造出新的语法因素，从而诱发了新语法化的发生。本文从连动结构的融合、使动式的衰落、谓语结构的复杂化及动补结构的产生等四个方面，揭示了汉代以后语法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动词语法化的影响，同时通过与先秦汉语的对比，说明由于语法环境的变化，汉代以后动词语法化的具体途径和实现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因此产生了一批新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
灵雨除病-—读无著道忠《盌云灵雨》
日本南山大学综合政策学部 梁晓虹
《盌云灵雨》为日本江户时代临济宗妙心寺派著名禅僧无着道忠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二十卷，属于笔记性著作。基本形式为抄录众书典中“可益人者＂和“可解惑者”，借此“灵雨”，以益后学；另外则是无着对古人学说的有争议之处进行讨论辩析，通过广证博引，严谨的训诂，得出正确的结论，以鉥后觉，而除“众病”。
《盌云灵雨》内容极为丰富，从宗门内到宗门外，从语言到文学，从佛到儒，既体现了无着的学术思想，又表现了无着的研究方法，真可谓是“盌云之雨”。
本文实乃笔者阅读此书后的一篇读书笔记。主要想通过总结此书的内容，归纳道忠的学术精神的真髓和学术实践的态度，从而激励自己以及有志于中世汉语研究的同仁，因为道忠可谓日本历史上研究中世汉语最杰出的禅僧。
此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三大方面：
一.实事求是的“朴学” 《盌云灵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表达了无着治学的原则及对
学术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博学与精专的态度；2．“述而不作”，锻炼一家之言 。
二. 训诂学与佛学、禅学研究 《盌云灵雨》的特点之一，主要体现于：熟练地运用训诂的工具，广征博引原典，对“宿说之可议论者”，进行“论辨”。在纠正讹误的同时，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和结论。
三.佛语与俗语 佛典用语，作为一种宗教用语,在其流传过程中,会有发展变化，有时甚至出现讹误。道忠以一种高度的责任心，以敏锐的眼力，渊博的学识，广释细考，订错纠讹，从而顺释迦本旨，还祖师本意。另外，他还广引佛典、佛论、笔记、小说等，绵密考证中世俗语，佛家俗典，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本文主要通过具体举例分析来说明以上三大内容。
汉语词形问题与语料库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廖强
本文从异形词的来源和状况入手，分析、总结前贤时俊的认识和成果，釐清字与词关系，认为它是指在某一时期内意义与用法完全相同，而形式不同的词。在专家型语料库中，建议对异形词采用“通行词”的词形进行标引，既避免“噪音”和漏检，还为它的整理和规范及词典编纂提供依据，对词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酉阳杂俎》俗语词训释二则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传鸿
俗语词往往因字面普通但意义较特殊，且前人对其研究过少，从而导致训释失误，或辞书编纂时失收。本文选择《酉阳杂俎》中两个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误释及失收义项的俗语词“嫁”、“折”，以其它文献用例为佐证，加以训释，得出“嫁”是一种通过一定手段使植物的子实繁多的方法，且常与古人的迷信观念相联系；而“折”则是通过反复淘洗使米精美的一种加工米的方法。
试论中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的句法位置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学系 刘开骅
疑问代词宾语的历史位移，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
中说：“到了汉代，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结构逐渐发展出来了……到了南北朝以后，这种疑
问代词宾语……后置的发展已经在口语中完成了。”王先生的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学
术界基本成为定论。柳士镇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曾经对王力先生的说法提出过不
同意见，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疑问代词宾语虽然后置的情况为数不少，但前置的现象依然占
有优势。由于受到各自著作体例的限制，王先生和柳先生都没有进行具体详尽的论证。
我们选择中古时期《论衡》（1-10卷）、《三国志·魏书》、《世说新语》、《南齐书》、《洛阳伽蓝记》等中土文献和《中本起经》、《六度集经》、《杂宝藏经》、《百喻经》、《阿育王传》等汉译佛经作为主要调查语料，分“何”系疑问代词、“谁”系疑
问代词、“几”系疑问代词、其他疑问代词四个类别，对中古汉语疑问代词充任宾语的情况
进行描写和统计，并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结论是中古时期疑问代词宾语的使用确实
有了新的变化，后置宾语不断地发展出来，用例逐渐增多，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规
律被进一步打破，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后置已经在此期最后完成，也没有证据表明代词宾语
前置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就已经消失，事实上，中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呈现出前置与后置并存
共用的格局。
《太平经》研究述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祖国
中国道教第一部经籍《太平经》包含了许多口语成分，是研究东汉汉语的一部极其珍贵的语料，但在汉语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笔者拟从校勘、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现状作一述评，并指出其成就、特点、不足以及努力方向，望能抛砖引玉，推动有关《太平经》语言的研究。
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南京大学中文系 柳士镇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
《再谈中古汉语处置式》补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龙国富
本文针对《再谈中古汉语处置式》（《中国语文》2004年第6期）一文进行补议。我们认为：（1）以字句比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情况要更为复杂，应该以受事（到）为界，之前的宜为一般介词用法，之后的宜为广义处置式。同时Ｏ1等于Ｏ2 的V1Ｏ1V2Ｏ2格式中的部分用例宜归入Ｏ1不等于Ｏ2 的V1Ｏ1V2Ｏ2格式；（2）将字句中的“将ＯXV”结构宜算作广义处置式，很难说是狭义处置式；（3）进一步分析“以”和“持”没有进入狭义处置式的原因。
古汉语判断词“是”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路广
古汉语中的系词“是”的问题是汉语史中的热点话题，长盛不衰，自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以来，先后有几十篇文章讨论，讨论的重点基本上围绕着系词“是”的产生时间、从何而来、成熟时间及相应的判断标准，和“是”系词化以后用法的扩展情况等五个问题展开。本文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对各家的观点作了比较和分析，指出在材料的使用、研究的深度、研究的方法三个方面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常用词“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竞争
南京大学中文系 吕传峰
现代汉语中表示“人或动物进饮食和发声的器官”这一意义，“嘴”是最常用的一个词。它在东汉以前专指鸟类，魏晋南北朝扩大至虫、蚊和蜂等，隋末唐初进一步发展，至迟到中唐可以指称人或动物，变成“口”的同义词。“嘴”的词义演变经历了两个层次：通过一些特定词使所指的隐含意义显现化，实现了对昆虫等的指称；经过与“口”的连用，书写形体的影响，逐渐完成了理性意义的渗透演变。“嘴”与“口”的真正竞争始于元末明初，到清末民初，在单独运用时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口”的替换，但由“口”组成的复合词还大量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嘴”“口”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极其复杂，反映了不同的演变层次，是二词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沉积的结果，也是它们的纵向历史在横向平面中的体现。
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马莲
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研究材料的不断开掘、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更新等方面。但还有很多踏实的工作要做，如加强理论研究、专书研究、语料库建设等。
论汉魏六朝碑刻语言研究的价值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语料时代确定，真实性强，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根据碑刻文献的语言风格、特点，其主要研究价值在文字、词汇方面，音韵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主要是对韵的归纳提供有用的材料，语法研究则意义不大。
汉字形近而讹对古汉语词汇的影响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宋子然
汉字记录汉语，字义与词义不相符者，往往有之。若音同音近者，可曰通假，不明通假，则为望文生训；若音不相涉者，可曰讹字，不正讹字，则文不成义。本文拟论者，非关通假，不涉校雠，乃汉字讹误中之一异类，即因讹成训，或正讹二义并存者。载籍之中，例证多多。该文列举数例，并就其词义训释中的情况分为以下几类：一义同音异，如驶 类。它们在传世的文籍中混互莫察。二音义皆异，如搏抟，微徵，图徙类。它们互混之后，各自成训，虽不能察，然必有讹误在其中。三音义皆异，如京原类。它们讹正分明，然因流传既久，二字依旧并行不改。四因讹生训，音义不明，如几 类。字音字义本不明了，又加以张冠李戴，致使训释困难。五音同义近，时讹时通，如体礼类。因为形体相近，时而互讹；因为声音相同，又时而可通。
该文所谈的是古汉语中形近而讹因讹成训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文字校勘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汉语词义训释的方法与理论的问题，故值得提出来引起进一步研究与商讨。
试论《你呢贵姓（学清）》的语料价值
[韩国]淑明女子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 苏恩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亚南
韩国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印行的《你呢贵姓（学清）》一书，由朴在渊、周发祥两位先生校注。此书大约是朝鲜后期高宗（公元1864-1906）时期流通的一本贸易汉语教本。《你呢贵姓》和《学清》属于同书异名，前者比后者在主体内容前多出“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算术”等内容，后面多出“常用汉语语汇表”。《学清》的成书时代大约略早于《你呢贵姓》，文字稍有不同。
这本教材的整体语言面貌是，以近代北方话为依归、或许带有某些方言成分的近代口语。就语言特征而言，本书更接近于现代汉语，但其中又明显夹杂着韩语句法和词汇的影响。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本书，我们认为它不失为一本具有一定语料参考价值的近代汉语文献。
在语法的句法方面，一些现代汉语常用的句式在本书中已经出现。如表示强调语义功能的“连”字句、双（单）音节动词重叠句式、V不V句式的广泛运用等等。
在语法的虚词方面，本书更是特点鲜明。介词“望（往）”可以引进行为关涉的对象，相当于“向”或“对”；介词“打”可以引进处所，表示起点。连词“作比”表示假设，似乎是个方言词汇。疑问语气词“吗”不仅可以用于一般疑问句末尾，还可以用于特指问句末尾；语气词“咧”用法多样：既可以用在句尾，也可以用在动词后；既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相当于“了”，也可以表示单纯的语气，相当于“呢”或“吧”。现代汉语中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的助词“来着”在本书中已见其例。“着”附着在代词“这么”、“那么”后构成指示代词，指示动作或情况，这一在现代汉语中也明显带有北方方言口语特征的用法，在本书中多见其例。“个”的词缀化用例习见。
在词汇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常见的新词以及现代汉语才常用的词语。“著”表示花销义、“讲主”表示商量义、“底根”表示当初义、“本成”表示原本、本来义、“毛短”表示利少义、“下短”表示短缺义、“防想儿”表示小心谨慎貌之义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汉语或近代汉语文献中不常见的词汇。“打”表示打理义、“使得”表示可以义、“该”表示拖欠义以及“罢（霸）道”、“管包（保）”等近代汉语后期或现代汉语才常见的词汇，在本书里都能找到书证。
在语音方面，本书也可提供一些研究资料。如“底下”在本书中都记作“底些”，这也许说明“下”在当时就已读作轻声；副词“太”在本书中均作“忒”，此字《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是“tēi”或“tuī”。本书的用例说明，这种读音起码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在口语中存在。
当然，本书是朝鲜时期使用的一本汉语教材，受时代和编写人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句法还是词汇，本书都还明显存有韩语的影响。有些看起来很特别的句式或词汇，其实都是对韩语的套搬。这些资料在研究汉语史时必须剔除。
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
――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汪维辉
《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可见在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后期（公元6世纪），汉语的南北方言不仅语音有异，而且词汇也存在差别。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对这种差别的具体情形并不清楚。南北朝时期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问题一直是汉语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但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音上，对词汇和语法则几乎尚未触及。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它不仅是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的枢纽，而且部分现代方言直接源于此期。随着中古汉语和汉语方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有必要探究北朝通语和南朝通语、吴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面的具体差异。（关于北朝通语、南朝通语、吴语及其相互关系，可参看鲁国尧先生《“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一文。）不言而喻，这种研究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词汇，因为一般认为，词汇的借用和传播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因而词的使用地域很难论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词汇的比较，结合同时期其他语料和现代方言，挖掘出一批具有方言色彩的词语，为全面揭示南北朝时期南北方言的词汇差异提供一些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两部书，是因为它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可比性。《要术》十卷，成书于6世纪三、四十年代，作者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县）人，一生未到过南方；《冥通记》四卷，所记之事发生在梁天监14年（515），作者陶弘景（456－536），丹阳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人，一生未到过北方。这两部书成书时间相近，上距东晋立国、南北分裂200馀年，下距《颜氏家训》不远。两书的内容都与日常生活有关，篇幅较大，语言相当通俗，包含了较多的口语和方言成分，两位作者的方言背景也比较单纯、清楚。两书的语言性质大致可以这样认定：《要术》是“北朝通语＋山东方言”，《冥通记》则是“南朝通语＋吴语”。
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1、特用词语。这两部书都有一批为各自所特用的词语，其中有些应该属于方言词。我们利用六朝时期的南北文献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它们一一查考，筛选出一批方言词，比如：不展（不及），承案/承按（依据），戴屋（盖屋），道义（犹道友），恶（身体有病，不舒服），里屋，眠床，眠衣/眠衣服，侬（我），畔等（同伴），平晚，其（第三人称代词），声叫，五尺（床），寻觅，艳（火焰延伸），伊（第三人称代词），姨娘，缘由，知究（知悉），准拟，捉取（以上《冥通记》）；博（换取；贸易），不用（不能，不要），得（行，可以），断手（结束，完毕），浑脱（整个儿地剥脱），前件（前已述及的人或事物），伤（副词，太），剩（阉割），岁道（时令，时运），外许（外面），寻手（随手，随即），预前（预先），在外（除外，不计）（以上《要术》）。2、同义异词。表达同一个概念，南北使用不同的词。这是词汇地域差异的重要表现。比如（南－北）：定－必，经－尝（曾），许－此，觅－求，唤－呼，进－入，问－向（介词），别处－馀处，犹－仍，定总－定准，等等。总起来看，南方较多地使用新词，北方则相对保守。这与颜之推所说的南方“多鄙俗”、北方“多古语”相符。上述方言词有些可以与现代方言相印证，比如眠床、艳、定总（南方），伤（北方）等。当然，本文所得的结论还是初步的，有待于继续检验，因为词汇的地域性问题十分复杂，论定非易。
二十世纪两汉用字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彩琴
在汉字发展史上，两汉时期的文字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完成阶段。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两汉的文字及用字现象，人们曾经做过不少研究。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既是用字现象，也是古汉语文献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它们与文字训诂、音韵研究、典籍整理等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是阅读、整理乃至研究古籍必须弄清的问题，在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个方面针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两汉时期的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一次回顾，一方面是为了总结以往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综观20世纪两汉用字研究，既应该看到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应该看到还存在不少问题，至少在以下方面的研究是有待深入的：
一是对出土文字材料搜集的广泛性和研究的系统性需要加强。汉代的出土文字资料数量极其庞大，内容也十分繁杂，光是建国以来有关汉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就有很多，其中文字材料也不在少数。这些出土文献中的用字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整的、集成式的汉代出土文献及其文字资料集。以往的研究大多以一地或两地的材料为研究对象，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对文字理论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弱：要么分类过于笼统，导致类例不清；要么只是对其中某一种文字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假如能把目前出土的两汉文献用字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并深入进行微观的整理、考订，那么科学归纳两汉用字的实际情况才成为可能。
二是关于考订古音方面，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应该更加开阔。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简帛出土地点在地区上的不同，再结合扬雄的《方言》来考证汉代有关方音的特点。
三是关于异体字的研究，视野也应开阔。除了研究异体字的产生、构成、变迁，与正篆、古文、籀文等古文字的关系之外，还应合理地利用两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加强研究它在文字学和汉字文化学方面的价值。
四是对两汉传世文献《方言》的用字研究要多加重视。古人已经看到《方言》多“奇字”。罗常培先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曾指出，“《方言》中所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标音的作用”。周祖谟先生也就此发表过看法：“前人说《方言》多奇字，是就文字的写法来讲的，如果从语言的观点来讲，这些字只是语音的代表，其中尽管和古书上应用的文字不同，实际上仍是一个语言。” 华学诚先生在其近著《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中辟专章讨论《方言》“奇字”中的“不见之奇”。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对《方言》的全部用字进行专门研究。
此外，关于两汉古今字的研究也要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并且要和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这样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两汉古今字的真实使用情况。正如余涛在分析《银雀山汉简》中古今字的原因时所言，“出土材料具有很强的语言真实性，它没有经过后人的删改，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古字”。
《水经注》词语考释
郑州大学文学院 王东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古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因其成书时代久远，书中有不少词语令人费解，如“自律”“潭涨”“坐直”“即实”“ 泉”“交”“姬”“千椎”“ 复”等。本文对此略加考辨，以求其确解。
粘合·移位·虚化·替换
——语气词“便是”到“就是”的语法化历程
苏州大学文学院 王建军
“便是”和“就是”近现代汉语中两个运用普遍而又关系密切的虚词，其常规用法有三：一作副词，二作连词，三作语气词（或曰“语气助词”）。作语气词时，一般出现于陈述句末，对事物表示肯定，并带有某种程度的确认性。本文着重讨论了其语气词的生成和演变状况。
从历史角度考察，“便是”与“就是”的生成完全建立在语法化机制的基础上。要之，从“便是”到“就是”的语法化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其一是副词“便”与判断词“是”的粘合阶段。“便”与“是”的连用始于魏晋之际，至唐宋则趋于普遍。两个语言成分间的频繁连用最终导致了它们的粘合，“便是”由此走向定型化。
其二是“便是”的移位阶段。在实现定型的同时，“便是”的位置也由句中向句末转移。这种后置开始只出现于对话体中，属于语用层面的承前省略现象。唐宋时期，“便是”的后置由偶然变成习见，为自身虚化积聚了外在条件。
其三是“便是”的虚化阶段。“便是”意义和功能的虚化是从判断句起步的，主要见于两种场合：一是对出场人物的介绍，二是对存在事物的说明。在第一种情形的句子中，句末的“便是”往往与判断词同现，虚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便是”最终脱离判断句而表肯定语气，则标志着其虚化过程的完结。
其四是“便”与“就”的替换阶段。副词“便”与“就”的替换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元明时期，二者虽处于并用阶段，但“便”仍具有一种强势。清代开始，二者开始呈现分化之势：“就”在口语占据上风，而“便”主要存身于书面语中。因此，“就是”取代“便是”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以上概要反映出语气词“便是”到“就是”的四个语法化阶段，每一阶段均昭示了一种影响语法化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频率因素、位置因素、意义和功能因素、介质因素。
洪诚语料观管窥
辽宁大学中文系 王魁伟
洪诚先生（1910-1980）是较早关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问题并有独到见解的老一辈学者。其语料观可概括为以下数端：
一、在语料辨伪问题上，提出了“以语言表达为标准”，强调语料的自身特点，将语料与传统史料区别开来。他还提出“对材料既要辨别真伪，又要从各方面选择利用”的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二、在语料断代问题上，提出“著书时代不能作为辨别一切史料的时代标准”。这是针对王力语料观的一种批评。他所提倡的对语料应作“具体分析，切实考查”，反对“笼而统之地照王氏的原则处理一切史料”的观点，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三、在语料量化的问题上，提出“运用史料应当依据不同的原则”及“由于汉语史料的记录在历史各阶段中的具体情况不同，应作不同的看法，不能一律以数量多少为标准”。在所谓不相信“孤证”等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这个原则不适用对待中古时期的资料”，颇具远见卓识。
洪诚语料观经过汉语史研究的实践检验，证明确有独到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中古汉语语料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启涛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批中古汉语语料。其中有一些语言现象尤其是词汇现象值得注意。本文拈出“仞名”、“言＋过”、“脚靡”、“风虫”、“风破”等词进行训释。
汉魏六朝碑刻名号词研究
南京大学中文系 王盛婷
人们给事物命名，大都不是随意为之，总是对命名本体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带有命名人的主观意图。人的命名，更是如此。“除了它的概念意义之外，常有某种附加意义”，即人名除了具有具体的指称义之外，又附有命名人的情感、愿望或者某种纪念意义，以体现爱憎、好恶、美丑等褒贬色彩。古代的人名包括姓氏名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古人有名有字，且多以字解释名，字和名存在意义间的内在联系，或相同、相近，或相反、相关。关于汉魏六朝人名的研究并不少，比如吕叔湘先生就曾经撰写《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探讨了人名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宗教情绪，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但是，深入、全面地结合特定时期历史、文化及心理等多方面研究人名的文章仍不多，人名用词断代的深入研究仍然比较薄弱。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封建政权最富于变化的年代，也是各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代。这一时期，人的命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碑刻作为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献资料，记载与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人名资料，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文章对其作了一番清理，并结合有关历史、民俗、宗教、心理因素加以阐释。主要分与佛教有关的人名；以“神”、“灵”、“妙”命名；三、以辟邪之物命名；以有祥瑞征候的动物命名；以不好听的字眼命怪名；以“长命”命名；爱称、小称；以地名洛阳的省称“洛”命名，有纪念意义等八种情况。
汉魏六朝时期命名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人名多用佛教术语或与佛教有关的字眼，这显然是与当时佛教的盛行、佛教教义的深入人心有十分直接和重要的联系；有的名字多以“洛”嵌入名字当中，记载了当时政治中心转移的历史事实和洛阳的繁荣景况；有些名字以恶字眼为之，反映了人们取恶名以压邪的特殊心理；有些名字以“桃”字嵌入其中，表现了时人以桃辟邪的迷信思想和我国颇具特色的民间习俗文化。
《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智群
隋唐时期关注方言研究并作出一定成绩的学者不乏其人，颜师古是其中之一。他在《急就篇注》、《汉书注》和《匡谬正俗》三部著作中，或引用前人方言成果，或搜采当时方言俗语，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方言史和方言学史研究资料。本文拟通过对《急就篇注》中的方俗语材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清晰地展现这部著作中方言俗语研究的成绩，以求为全面认识颜师古的方言俗语研究成果打下基础。
根据我们用《四库全书》本所作的统计，《急就篇注》中涉及方言俗语研究内容的凡21条，记录方俗语词23个(有2条各包含2个方俗语词)。13条方言材料几乎都是关于方言词义的研究，仅1条涉及语音问题；9条俗语材料中也只有两条是俗语音研究。文章主体部分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急就篇》颜注引方言词义研究。13个方言词中有8个在前人著作或注疏中出现过，我们据此分类讨论，紧扣颜氏注语的训解方式对13个方言词的词义一一作了疏通。二是颜注引俗语词义研究。7个俗语词中有5个注明了“今”字，可以肯定它们是颜师古时代所有的，而且是当时人们口头使用的活语言。我们将这些唐俗语词与对应的《急就篇》原文中的汉代语词从构词、词义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三是方俗语音研究。3条语音材料中的方俗语音与通语音之间皆为同纽相转。总之，《急就篇》颜注中零星的方俗语研究材料，体现出了颜师古在方俗语研究中注重探求语源、具有历时语言观念等特点；同时，宥于注疏体例的限制，有一半以上的材料仅仅摆出来，没有进一步从方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特别是有些涉及语音的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急就篇》颜注方俗语研究的深入性。
试论动词“随”的虚化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吴波
关于介词“随”的产生，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先秦就有了，并且都把《尚书·益稷》中“予乘四载，随山刊木”里的“随”作为介词“随”出现的最早例证。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详细分析了“随”从行为动词到伴随介词，再到经由介词和凭据介词，以及任随介词的虚化过程。
洪堡特在论述汉语的语法结构时曾指出：“所谓的介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说，要想更好地把握它们的用法，最好是从它们原有的实体意义出发，而不是把它们当作语法标志。”可以看到“随”的各种介词用法都是以它的本义为基点发展出来的。“随”的虚化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1.伴随Prep：“跟”→（1）经由Prep：“沿着”
V.随行 → V.跟随 ↘（2）凭据Prep：“依据”
↘2.V.听从 →（1）凭据Prep：“依据”
↘（2）V.听任 → 任随Prep：“任凭”
试论中古汉语多动共宾句的发展
武汉大学中文系 萧红
多个动词带有共同宾语的句式在中古汉语里比较常见。一般认为随着动补式的兴起，多动共宾句逐渐衰落。本文通过调查和分析《左传》、《史记》、《百喻经》、《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多动共宾句的状况，讨论各具体形式如“V1+V2+N”、“V1+N+V2+之”、“V1+N+而+V2”、“V1+而+V2+N”等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
二十世纪以来南北朝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谢之（谢荣娥）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南北朝汉语方言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汉语方言史研究的维度出发，以南北朝文学史料为研究对象，爬梳能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文献资料，进而为南北朝汉语方言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另一类则侧重于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对南北朝语言学家所做相关研究的评价。
第一种研究类型，据其研究材料及方法试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以诗文用韵研究法分析用韵材料，展示南北朝汉语方言的若干语音特点。这类研究以王力、周祖谟、李露蕾等为代表。
以文献考证为主要手段，或爬梳南北朝文献中反映方言的语言资料，或深入探讨南北朝重要语言著作的方言性质，为南北朝汉语方言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以陈寅恪、洪惠畴、张永言、蒋希文等为代表。
以传世文献与现代活方言相互发明，展示南北朝汉语方言现象与特点。这类研究是阎玉山、王伟深、王建设、鲁国尧为代表。九十年代初，阎玉山结合现代吴语的语音特点，以南朝吴郡吴人顾野王的《玉篇》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梁陈之间东南吴越地区的方音特点。王伟深和王建设分别将《世说新语》与现代潮汕话、泉州话相联系，认为《世说新语》中的某些词仍保留在潮汕话与泉州话中。鲁国尧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以传世文献与现代活方言相互发明，兼据通泰方言、吴方言和赣方言，以窺四世纪前古吴方言及南朝通语之一斑，文章首次揭明并考证“颜之推谜题”的可靠性、确定性及内涵。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方法论上，鲁先生的文章都对南北朝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某一具体方言历史的同时，略及南北朝时期该方言的某些特点。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倾力于现代某些方言的历史研究，以李新魁、卢海鸣、周静芳、张树铮等为代表。
另一研究类型：对南北朝语言学家的汉语方言研究的评价，以何耿镛、李恕豪等为代表。关注南北朝重要语言学家的著作，侧重整理其所载之方言资料，做出客观评价或借助现有资料进行修正与补充。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之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今人对南北朝语言的探讨更多侧重于南北朝通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涉及南北朝方言研究的并不太多。即便是有关南北朝方言研究的论文，大多只是粗略论及，缺乏深入研究。
考察南北朝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可兹利用的材料较多，但很零散。有些记录南北朝汉语方言的材料散见于史书、字书韵书、笔记杂谈、志怪小说、韵文及大量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等各类文献中。所记载或反映南北朝方言的论说及文字都是间接的、零散的，甚至是杂乱的。从这些资料中整理出有关南北朝方言的材料及研究性文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价，是南北朝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从语言史的角度讲就是从原始材料出发，对有关南北朝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材料进行系统清理，即从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的零散研究搜罗爬梳出来，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
说“岚”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徐时仪
汉语中的“岚”有“山间雾气”和“大风”二义，有关此词的语源学术界已有不少探讨。曾良先生《“岚风”小考》据《慧琳音义》认为“岚”来自北狄突厥语，何亚南先生《释“岚”》和陈秀兰先生《也考“岚风”》则认为“岚”来自梵语。本文拟就此词的始见年代和语源再作进一步的探补，冀理清其源流，并求正于方家。
一、“岚”的始见年代
何亚南先生《释“岚”》一文认为“岚”的本义是“山中蒸腾的雾气”，“岚”字至迟在晋代已产生。然李善注《文选》所载谢灵运《晚出西射堂》“夕曛岚气阴”引《埤苍》有：“岚，山风也。”考《埤苍》是魏张揖所撰的一部辞书，而辞书收录的词往往滞后于其产生的年代，因而可以推测“岚”字可能早于魏时已出现。今检《玄应音义》卷二释《大般涅盘经》第四十卷婆岚之岚云：“力含反。案诸字部无如此字，唯应璩《诗》云‘岚风寒折骨’作此字。”考应璩为汉末魏初诗人，据玄应所引其诗，“岚”字至迟在汉魏就已产生。
二、“岚”的语源
考应璩“岚风寒折骨”诗句的下句为“面目尽生疮”，诗句的语意似与岚山的寒风有关。据慧琳所释，“北狄语呼猛风为可岚”，然检有关北狄突厥语的词典皆未见音风为可岚，唯今蒙古语称雨为qura，或可聊备一说。汉语中有些来母字在上古不是一个简单的*r-，而是在前头还带有一个塞音成分，如蓝*garam，泰文为gram2，慧琳所说北狄语可岚也可能是其时北狄语岚*garam的记音字。慧琳所引《韵诠》是唐时武玄之所撰，由《韵诠》的释文可知武玄之是据此词在唐时的词义释为“山风”，岚山地处太原，其得名或与北地山川多风有关。
由慧琳所释可知“岚”表“风”义时词形不定，可记音为“旋蓝”、“可岚”等。早于慧琳，玄应所撰佛经音义对此词已有解释。据玄应所释，毗岚、毗蓝婆、鞞岚婆、毗岚婆、吠蓝婆、鞞蓝婆、随蓝、旋蓝、鞞蓝、旋岚等皆是梵语的记音字，指迅猛风。这些不同的记音字在佛经中皆有用例。
三、“岚”的对音
此词的梵文为Vairambhaka，Vairambha，巴利文作Veramba，Verambha。考“旋”*súwen古可通“还”*úwen，旋、还是同源异形词，随*súwoi,隳*hwoi，旋*súwen，还*úwen，隳、还一为晓母，一为匣母，或许是清浊交替之异。
四、余论
综上所述，“岚”有二义，一为中土本有义，指“山间雾气”；一为外来义，即音译梵文Vairambhaka而有的“大风”义。“岚”的这一外来义还反映了汉语与一些方言及周边亲属语在语源上的关联。
应永本《韵镜》的旁注字研究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杨军
《韵镜》在日本流传时期，产生了许多写本和刊本。在一些版本中，常常有校读者所加的旁注字。應永本是日本應永元年（1394，當明洪武二十七年）光睦抄寫的一個本子，日本學者馬淵和夫《韻鏡校本と廣韻索引》就是一該本作底本的。此本最后一页“指微韵鉴卷终”之后有三条“奥书（跋语）”：
延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书写毕
书博士清原元宣
応永龙集小春廿五日于蔵冰轩下写之
案门光睦笔
宝德第二重九月以东寺迻本加挍合毕件本以折本
书写之云云所所落字磨灭之故欤
延庆是日本年号，延庆二年（1309）当元武宗至大二年。延庆二年书博士清原元宣抄写的本子现已不存，而应永本就是在应永元年（1394）以清原元宣的抄本为底本重新抄写的。到了日本宝德二年（1450，当明代宗景泰二年），又在东寺迻写本上用别的本子进行“校合”，所谓“件本以折本书写之云云”即言此事。所以如果准确地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应永本其实应该是寳德二年的校合本。由于“书阙有间”，第三条跋文中所说的“折本”即今传应永本用来参校的别本是哪些本子，现在已很难斥言了。
正因为应永本是一个校合本，所以除了第十九、二十七、三十、三十六、四十三转外，其余三十八转都有旁注字，注文共有240余条，最能反映日本校合本的特点。这些旁注的性质，大致可根据所注内容分为同音字、注音、注义及校语等项，其中又以加注同音字的情况最为普遍。本文对应永本的旁注字进行了分析研究，将《韵镜》所列之字及其旁注的同音字与韵书小韵首字进行比较，并指出其所注同音字所根据的韵书、旁注体例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等。
“胡”的胡须义的由来及出现时代
南开大学中文系 杨琳
关于“胡”的胡须义的由来，前人曾作过探讨。王国维、王力等先生主张“胡”的胡须义由胡人义引申而来，但两位先生都没有明说胡须义出现于何时。杨树达先生认为胡须义来自胡的颔下垂肉义。两种解释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缺乏细致的论证，所以至今是非不明。
胡的本义是动物颔下的垂肉。不少动物的颔下往往长有较长的毛，毛是胡的组成部分，所以有时人们说到胡时实际上指的是胡上之毛。例如《诗·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这是说狼前行则踩着自己的“胡”，后退则踩着自己的尾巴。狼踩住的不可能是颔下垂到地上的肉，而应该是胡上垂到地上的长毛。《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上言“龙垂胡髯”，下言抱“胡髯号”，且其处名为“鼎湖”，胡当指胡毛。东汉应劭《风俗通》卷二《封泰山禅梁父》引《史记·封禅书》作“有龙垂鬍髯”，似可表明汉代人将“胡髯”之胡理解为胡须。《后汉书·舆服志下》：“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自饰。”如果说“胡髯”还可以解释为胡上之髯的话，“髯胡”则只能理解为同义连文。“髯胡”之胡既为毛，反过来可以证明“胡髯”之胡亦为毛。“垂胡髯”也说成“垂胡”。梁元帝《金楼子·箴戒》“帝纣垂胡，长尺四寸，手格猛兽。”这个胡无疑指胡须。梁任昉《述异记》：“羊一名胡髯郎。”晋崔豹《古今注·鸟兽》：“羊一名髯须主簿。”“胡髯”或称“髯须”，可知胡义为须。“胡髯”一词后世也一直沿用，其义一般都指胡须。这些例句中的“胡髯”与《史记》中的用例是一脉相承的，可以作为《史记》“胡髯”之胡亦为胡须的佐证。
胡的胡须义在一些动物的名称中亦可得到印证。猴子又叫“猢狲”，或作“胡孙”。猿猴大都有长胡须，“胡孙”之胡当取胡须义。
胡人可能是因胡须繁多而得名的。古代中原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往往用贬称。胡人称胡也是一种贬称。胡的胡须义是从动物颔下垂肉引申来的，所以最初指动物颔下之毛，南北朝以后才可以指普通人的胡须。胡人的特点是多须髯，因此就用“兽颔下毛”之义的胡去指称。这跟从前东北的土匪因大都留着大胡子而被称为“胡子”的情况是相似的。胡指胡人战国时期的文献已有记载，这表明胡在战国时期已有胡须义。
由上可知，胡自先秦以来即有指动物颔下之毛的含义。从那时直到六朝，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胡的贬义色彩逐渐消失，而胡的兽毛义借助胡人扩大了它的地盘。它不但可以指兽颔下毛，也可指人颔下长须。唐代以后胡则泛指胡须，并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
唐代的注解家如孔颖达、颜师古等对古代典籍中的胡髯之胡因株守《说文》而失正义，后世因循陈说，遂使胡的这一含义掩埋无闻，不少大型字词典如《辞源》、《汉语大字典》及台湾《中文大辞典》等，“胡”下都无胡髯义。
至于“胡子”一词，六朝时已经出现，不过指的不是胡须，而是胡人。后来“胡子”指多须的人，这种用法大约是从胡人义引申来的。胡须义的“胡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待考查。王力先生推测它是由胡须之胡加以上词尾子而成，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这就是说，胡须义的“胡子”跟胡人义及多须之人义的“胡子”没有直接关系，它们是一对同音词。
有人认为“蝴蝶”之蝴本作胡，取胡须之义，蝴蝶因有长长的触须而得名。有人加以反驳，理由就是“胡”用于指称胡须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胡蝶”一词先秦已见，主张“胡”取大义，“胡蝶”的命名理据为“有阔大而扁平翅膀的虫子”。根据本文的考察结果，将“胡蝶”之胡解释为触须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走作”再讨论
南京大学中文系 杨荣贤
“走作”一词较早见于晋郭象《庄子·马蹄》注, 之后直到宋代才较为集中地出现于佛经文献及口语性较强的中土文献。前修时彦已对其进行了有益探讨，然笔者以为“走作”一词的构词理据及其词义之间的引申脉络还可再作思考.
首先,从我们考察的情况来看，“走作”的词义重心在“走”，“作”字主要是作为后附成分粘附于“走”字之后，起凑足音节的作用。古汉语中这一类词并不鲜见，有如变作、步作、颤作、驰作、动作、斗作、改作、享作等。这主要是由“作”字词义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作为一语义甚富的动词，往往粘附于其他动词之后，构成形式上并列、语义上前重后轻的特殊并列式，从而使整个词的语义趋于抽象、泛化。因此，无论是“走作”的本义还是其相关的引申义大多可单用“走”字表示。
其次，“走作”词义的引申脉络清晰可循，表现出了较强的规律性。从总体上来看，其词义间呈现出一种辐射式引申关系，由本义分别向“为某一目的而奔忙”、“精神等分散、放逸”、“事物移动或走样”三个方向引申。之后本义的核心义素进一步“遗传”并结合词义所获得的突破性义素在各自的方向上再次引申，体现出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词义引申规律。“走作”大致产生出了八个义位。
谈佛教词汇义的“业”向“孽”的嬗变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杨同军
佛教词汇义的“业”是佛教的一种重要思想和观念，因此在佛典中被大量运用。这不仅表现在“业”以单音词的身份频繁出现，而且由“业”构成的合成词和短语也有一定的数量。随着佛教在中土的深入人心，佛教词汇义的“业”（主要是“恶业”义）在其他汉文献中也被经常运用。
有趣的是，虽然佛教词汇义的“业”在佛典翻译和佛教活动的推动下已成了中古汉语的一个常用词，但在宋元以后却逐渐被“孽”所代替，并具有了“业”的部分佛教词汇义，例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三：“一个孽相的蛾儿，绕定那灯儿来往。”但是，其用例仍然很少。只有到了较后的《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中，“业”和“孽”的消长幅度才比较大，其间的词汇更替和词义演变不能不引人探求。
通过调查“业”、“孽”在文献中的用例次数和有关“业”、“孽”的复音词，我们发现，“业”和“孽”的消长主要发生在明清之际，到了《红楼梦》时代，“孽”在口语中的用例大大超过了“业”；而且，原先一些在汉译佛典中由“业”来构成的佛教词汇也变为由“孽”来构成。到了现代汉语词汇中，虽然《现代汉语词典》收有业海、业障两个词，但更多的是孽海、孽障、孽种、造孽、作孽、罪孽、冤孽，而且业海、业障和孽海、孽障显然已成了异形同义词；更重要得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人们已基本上运用“孽”及由“孽”构成的词来表达原先由“业”所指称的佛教词汇义。
本文从词义演变、发展的角度，联系语音，探讨了佛教词汇义的“业”向“孽”的嬗变过程及其嬗变的原因。
汉魏六朝佛道文献词汇新成分的描写设想
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中文系 俞理明
佛教从汉代进入中国，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新成分。在这次规模空前的语言接触中，外来成分对汉语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在当时出现的新成分中有多少是受外来影响产生的，具体是哪些？佛经翻译与汉语新质的产生和使用有什么关系？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注意汉语本身的发展，由于言文的分化，体现汉语发展的新成分在东汉的中土文献中使用不多；其次，佛经在翻译中采用了口语性较强的表达方式，可能纳入许多汉语的新兴成分；第三，一些汉语的偶发现象，可能受翻译中原文的影响，大量使用，成分常用成分。因此，在早期译经中大致包含着三类汉语新质：汉语本身新发展形成的成分，受翻译影响引入的新成分，受翻译影响由偶发变成通例的成分。区分这些成分，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弄清哪些是当时汉语中的新质。
这个问题需要分步处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能力结合原典逐一理清汉文佛经中的每一个词语的来历，尤其早期的译经都没有可以直接比较的梵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只能分步进行，先弄清早期译经中有多少是汉语新质的成分，这样可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来逐一讨论分析。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先选定一个时段，以最早翻译佛经的东汉为限，对其中的新词语展开穷尽性的搜集，同时，选择可资比较的同时文献《太平经》作比照，再参考当前研究的成果，包括电子检索手段，确定其中的新词和同时期旁证。这样，我们可能全面掌握的汉代佛道经文中的词汇新成分，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佛教传入中国对汉语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语法偏误现象
南京大学对外交流学院 张全真
本文将圆仁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作为中介语文本解读，在讨论圆仁汉语习得的过程的同时，谈讨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出现的部分语法偏误现象，并从母语的负迁移、和对目的语规则的过度类推（泛化）等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些偏误的原因。
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目的和时空观念
河南大学文学院 张生汉
“同义词语只能是同一语言符号系统内的共时的事实”（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p279）。古代汉语的同义词语只存在于古代某一历史时期的汉语词汇系统之内。“古代汉语”不是一个和“现代汉语”相对待的概念，而是指可以划分为具体的历史阶段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汉民族语言。实际上，泛时的古代汉语同义词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既便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属于不同方言的词语之间，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义关系。但是，目前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论著中，常常忽略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例如，把“从周秦到东汉这一历史阶段约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作为一个共时段，来对古汉语同义词进行构组、辨析（或称“辨释”）：
例一，“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岁”、“祀”、“年”是不同朝代对年岁的三个不同称名，而有的文章把它们当作一组“主要义素相同、次要义素（指“时代色彩”）具有区别性的”同义词；
例二，“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有的文章中说，“校、序、庠、学”是同义词，并认为“这四个词形成同义关系的途径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
例三，“皮”与“肤”，在先秦文献中，人的皮叫作“肤”，兽的则称之为“皮”，二者所指不同，汉以后“皮”才可以用于指人，但不少论著把“皮、肤”作为具有同一义位的古代汉语同义词来构组、辨析；
例四，“观”与“阙”，“观”指“上古朝廷门前建于高台的独立建筑物，可登观与悬布文告”，“阙”是“汉代建于高台的独立建筑物，不可登临，只起礼饰和标志作用”，有文章把上古的“观”和汉代的“阙”当作同义词构组并辨释。
这样做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符合汉语发展历史的实际。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倾向，表明（一）研究者对“同义词”、“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认识和理解很不相同。比如，大多数研究者都讲要把古汉语同义词放在某一共时平面上去考察，但有的把一个共时段的起迄点扩至一千年、甚至更长的范围，在实际操作上也就取消了所设的这一共时平面，那样的研究只能是泛时研究。（二）研究者对同义词研究的性质、目的看法不一样，有人认为，“古汉语同义词虽然也关系到词汇学，但基本上是属于训诂学范畴”，所以研究的重点在对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进行构组、辨析，而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汉语词汇中同义关系的考察来揭示这一历史阶段汉语词汇系统特征的工作，就往往被忽略，而且，那样的构组、辨析常常带有时泛时性的特点。目前这种对“古代汉语同义词”认识和做法，不利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对某一历史时期汉语同义词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考察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某一历史时期汉语词语之间的同义关系的状况及其特点，是构成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特殊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对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同义词进行辨析，只是“古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主要的一个方面；对古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汉语同义词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相应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特点和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这样的研究必须具有史的眼光，研究者必须具有时空的观念。
1950年—2003年国内的中古音研究综述
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渭毅
本文客观回顾和评述了1950年至2003年国内的中古音研究（暂不包括台湾省的中古音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全文分五个部分，约五万五千余字。
一、讨论的对象、范围和材料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中古音研究史属于中国音韵学史的范畴，一般把中国音韵学史分成传统音韵学和现代音韵学两大部分，从东汉到清末的1700多年，是传统音韵学，20世纪初起，转变为现代音韵学。本文讨论的是现代音韵学中的中古音研究。根据我们所编的《1900——2003年中古汉语语音论著目录》的统计，1950——2003年大陆地区发表中古音研究论著的学者有476位，共发表论著（论文和专著）983篇（部），其中专著121部，论文862篇。根据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的变化、研究对象和热门话题的转变诸因素，可以粗略分成四个阶段：1．1950——1964年15年为第一个阶段，作者有41位，共发表论著81篇（部），其中专著11部，论文70篇；2．1965——1977年13年为第二个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音韵学研究陷于停顿，仅有4位作者发表了9篇（部）中古音论著，其中专著1部，论文8篇；3．1978——1990年13年为第三个阶段，作者有183位，发表论著331篇（部），其中专著40部，论文291篇。发表2篇（部）论著以上的作者有61位，共发表论著228篇（部），其中专著35部，论文193篇，约占此阶段论著总数的68.5%；4．1991——2003年13年为第四个阶段，作者有248位，发表论著561篇（部），其中专著69部，论文492篇。发表2篇（部）论著以上的作者有93位，共发表论著387篇（部），其中专著57部，论文330篇，约占这个阶段论著总数的68.9%。
二、《切韵》系韵书和韵图的研究
《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外围的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大部分。《切韵》音系外围的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切韵》音系的研究分四个部分：1.几部《切韵》（《广韵》）研究专著简介；2．《切韵》音系的专题研究，包括[j]化问题、全浊声母不送气的问题、声母和韵母的构拟问题、重纽问题、唇音开合问题和《切韵》性质等问题。3.《集韵》音系的研究；4.早期切韵学的研究。
三、诗文韵系的研究
归纳和分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代诗文押韵的，研究各个时期的韵部分合，是中古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了两方面内容：1.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研究；2.隋唐诗文用韵研究。
四、音注材料的研究
运用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从众多的字书、音义书音切中整理出注音者的音系，
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1.《经典释文》音的研究；2.顾野王《玉篇》音系的研究；3.曹宪《博
雅音》的研究；4.玄应《一切经音义》的研究；5.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6.颜师古的《汉书音义》音切的研究；7.朱翱反切的研究；8.其它音注材料的研究。
五、对音的研究
汉语尝试态助词“看”的形成及其类型学研究
武汉大学中文系 张延成
文章调查统计了南北朝时期的若干语料，评述了已有的关于尝试态语助词“看”的起源的论述，提出动词“看”在南北朝汉语中还没有虚化为语助词的观点，重新论述了语助词“看”起源及其虚化过程。
文章在调查数十种汉语方言，中国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基础上考察了“尝试态”范畴的跨语言编码类型，并结合汉语历史语料讨论了尝试态标记形成历时类型学问题。
谈副词“实在”的形成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张艳
本文在详细描写古代汉语中跨层结构“实在”的分布类型与用法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现代汉语中副词“实在”的由来及其虚化机制。认为“实在”从跨层结构凝固为副词的过程，在语义方面是“在”的词汇功能逐渐虚化以至完全丧失的过程，在句法方面则经历了“实+在+V”的重新分析，并试图由此归纳出一种副词虚化的机制：句法层面的重新分析。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给”引例、释义补正
——以《醒世姻缘传》语料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韩国]郑东珍
本文根据《醒世姻缘传》中的语料，指出：《大字典》、《大词典》在“给”的动词义“叫；让；使”，介词义“为”、“替”或“跟”、“向”、“朝”、“对”，表示加强语气的助词等意义上，引例偏晚；《现汉》有的“用在动词后面，表示交与，付出”意义，《大字典》、《大词典》漏释；“给”与现在请假的“请”相近的意义，和表示处置、作用相当于“把”，这两个意义《大字典》、《大词典》、《现汉》均漏释。
中古汉语研究漫谈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朱庆之
一、中古汉语的特点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中古是汉语发展史上发生语言接触最为频仍、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培养跨语言（方言）和跨文化背景的研究队伍是使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百年大计。
二、研究要用理论和既有的成果做指导：以双音化的规律对中古词汇研究的指导意义为例。
三、中古汉语的分期：为研究的方便，但不可画地为牢。
四、《中古汉语研究》第二辑内容简介。